读你

我与地坛

2010-07-20T21:12:00.000-07:00

作者：史铁生

一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看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的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二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前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而且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溯的我听见了回答： ‘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侮，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罢。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

　　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三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

　　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四

　　现在让我想想，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

　　十五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女人个子却矮，也不算漂亮，我无端地相信她必出身于家道中衰的名门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个娇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观望似总含着恐惧，她轻声与丈夫谈话，见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话头。我有时因为他们而想起冉阿让与柯赛特，但这想法并不巩固，他们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两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于时代的演进，他们的服饰又可以称为古朴了。他们和我一样，到这园子里来几乎是风雨无阻，不过他们比我守时。我什么时间都可能来，他们则一定是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刮风时他们穿了米色风衣，下雨时他们打了黑色的雨伞，夏天他们的衬衫是白色的裤子是黑色的或米色的，冬天他们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们只喜欢这三种颜色。他们逆时针绕这园子一周，然后离去。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

　　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来唱歌，唱了好多年，后来不见了。他的年纪与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来，唱半小时或整整唱一个上午，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还得上班。我们经常在祭坛东侧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几口烟，便听见他谨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复复唱那么几首歌。文化革命没过去的时侯，他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老也记不住这歌的名字。文革后，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卖布——卖布嘞，卖布——卖布嘞！”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他唱得很有声势，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货郎跑遍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恭维小姐。“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点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识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便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啦？”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文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

　　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戗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面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拂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已。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

　　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批新人。十五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薄暮时分唯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定，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支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或许可以用“搀” 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

五

　　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三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尔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她住在哪儿？她随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蜒，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

　　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它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它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作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挡。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

　　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请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人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六

　　设若有一位园神，他一定早已注意到了，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优哉游哉，有时候栖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

　　现在让我看看，它们迄今都是怎样编织在一起的吧。

　　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是的，至少这是很关健的因素。为什么要活下去试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不甘心，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定倒有额外的好处呢是不是？我说过，这一来我轻松多了，自由多了。为什么要写作呢？作家是两个被人看重的字，这谁都知道。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想，这不用保密，这些现在不用保密了。

　　我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最不为人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在不远的地方一直唱。要是有人走过来，我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我怕写不成反落得尴尬。我很要面子。可是你写成了，而且发表了。人家说我写的还不坏，他们甚至说：真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我心说你们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我确实有整整一宿高兴得没合眼。我很想让那个唱歌的小伙子知道，因为他的歌也毕竟是唱得不错。我告诉我的长跑家朋友的时候，那个中年女工程师正优雅地在园中穿行；长跑家很激动，他说好吧，我玩命跑，你玩命写。这一来你中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写，哪一个人可以让你写成小说。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在人山人海里只寻找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试剂就好了，见人就滴两滴看他是不是一篇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显影液就好了，把它泼满全世界看看都是哪儿有小说，中了魔了，那时我完全是为了写作活着。结果你又发表了几篇，并且出了一点小名，可这时你越来越感到恐慌。我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质，刚刚有点像个人了却又过了头，像个人质，被一个什么阴谋抓了来当人质，不定哪天被处决，不定哪天就完蛋。你担心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文思枯竭，那样你就又完了。凭什么我总能写出小说来呢？凭什么那些适合作小说的生活素材就总能送到一个截瘫者跟前来呢？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写呢？你又想到死了。我想见好就收吧。当一名人质实在是太累了太紧张了，太朝不保夕了。我为写作而活下来，要是写作到底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我想我再活下去是不是太冒傻气了？你这么想着你却还在绞尽脑汁地想写。我好歹又拧出点水来，从一条快要晒干的毛巾上。恐慌日甚一日，随时可能完蛋的感觉比完蛋本身可怕多了，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想人不如死了好，不如不出生的好，不如压根儿没有这个世界的好。可你并没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是想活。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不怕死。有时候，——说对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两回事，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我有时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价值之类，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这不对吗？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没说不该。可我为什么活得恐慌，就像个人质？后来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是的，这样说过之后我竟然不那么恐慌了。就像你看穿了死之后所得的那份轻松？一个人质报复一场阴谋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把自己杀死。我看出我得先把我杀死在市场上，那样我就不用参加抢购题材的风潮了。你还写吗？还写。你真的不得不写吗？人都忍不住要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你不担心你会枯竭了？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活着的问题在死前是完不了的。

　　这下好了，您不再恐谎了不再是个人质了，您自由了。算了吧你，我怎么可能自由呢？别忘了人真正的名字是：欲望。所以您得知道，消灭恐慌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欲望。可是我还知道，消灭人性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消灭欲望。那么，是消灭欲望同时也消灭恐慌呢？还是保留欲望同时也保留人生？

　　我在这园子里坐着，我听见园神告诉我，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地粉碎了一场阴谋。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了。

　　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七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天我整理我的旧像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 “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面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那时您可以想象—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质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一九九〇年

刘澎：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

2009-07-06T22:41:00.001-07:00

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

By chinaweekly on 中国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國逐渐进入世界前列，国际上已有人把中國与美国相提并论，并创造出了“中美国”（尼尔？弗格森：Chinamerica）和“G2”的新概念。G20峰会的召开，把中國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环顾寰宇，金融风暴肆虐全球，昔日“列强”个个深陷泥潭、备受煎熬。国人的感觉却是“风景这边独好”。国内媒体讨论的是中國拥有的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应该如何花、握有近万亿美国债券的中國是否应该“救”美国、人民币是否应该取代美元地位的问题。可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國人的自豪感、成就感、自信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这样得到过满足。中國人可以自由地向世人随时表示自己的“高兴”或“不高兴”。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中國人的强国梦似乎正在成真。国内外都有人认为，中國很快将会与世界霸主美国平起平坐，甚至有可能取代美国。终于，中國似乎可以加入主宰世界的大国俱乐部，而不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了。

　　然而，媒体上中國的“崛起”虽然不乏某些方面的事实依据，但并非事情的全部。中國能否成为一个真正影响世界的“大国”，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目前的“良好感觉”，远比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炒作复杂得多。中國人对中國“崛起”的“良好感觉”主要还是源于中國GDP和外汇储备的增长。简单地说，就是中國现在“不差钱”。但GDP和外汇储备指标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大国”，国人并不一定十分清楚。

　　所谓“大国”，严格地说，是那些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领袖地位、其影响超越国家版图的界限，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精神信仰（包括意识形态）等诸方面有着特殊的持久穿透力与辐射力的国家，而非只是财富多或者核弹多，更不只是人口多或者面积大。仅靠一、二个方面的指标优势，无所谓“崛起”，更不能称之为“大国”。世界上许多国家人均GDP比中國高得多，但他们并不是主宰世界事务的“大国”。例如GDP绝对值和人均值都大于中國的日本，在世界政治中并没有多少发言权——至少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日本没有可能混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再比如，印度的人口多；中东、海湾国家石油多，财富多；俄罗斯的面积大、资源多、核弹头多；但他们只堪称是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大国。可见，当一个地区大国或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大国易，当一个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价值观等诸方面都具有强烈辐射力的、足以深刻影响世界的大国难。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能够总是以自己的意志影响世界潮流、改变国际秩序与格局、能够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及人民自觉向往、羡慕、学习的样板、能够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在“软”硬两种实力上都强大的“大国”，需要对该国多方面的指标与实力进行全面的综合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媒体鼓吹中國要与美国比肩而立，成为“管理世界的共同体”，无疑是一种老谋深算的策略，是要中國对世界上的各种问题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是对刚刚开始“崛起”的中國的一种温柔的“捧杀”。至于现在的中國究竟有多强大、在哪些方面强大、未来的中國能够走多远，中國人自己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事实上，中國人现在需要考虑的并不是中國拥有什么、取得了什么，而是中國现在缺少什么——什么是中國发展的短板、崛起的软肋。

　　回答这个问题是痛苦的，但不回答、不正视这个问题，中國就谈不上真正地“崛起”，即使中國的GDP超越了日本；即使中國造出了航母；即使中國发射了载人飞船、登上了月球，中國仍然不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GDP与外汇储备不是万能的，“大国”地位不是单凭钱就可以得到的。没有其他方面综合实力的发展，中國在经济领域内的领先地位只能是暂时的；不解决中國崛起的短板与软肋，中國不可能真正登上足以全面影响世界的大国地位。

　　一、今天的中國缺什么？

　　那么，“其他方面的综合实力”究竟是指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可以罗列很长一个单子，但其实可以转换为“制约中國发展的短板是什么”，或者说“今日中國最紧缺的东西是什么”？说到中國的短缺，许多人认为中國最紧迫最稀缺的是能源，能源是制约未来中國发展的瓶颈；有人认为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资源与科技；也有人认为是中國的法治建设。不错，这些东西都是中國未来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它们都是从物质层面、技术层面对未来中國发展面临的挑战的分析，不是也没有触及影响中國崛起的致命软肋。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几千年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发展拼搏的历程和其他“大国”崛起的历史，就会发现影响未来中國发展的因素不在物质层面而在精神层面。二十一世纪的中國最缺少的是什么？是信仰！中國在精神与道德方面出了大问题，而精神与道德方面的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信仰问题。中國人在信仰问题上早已陷入了严重的空虚与混乱——照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奋斗之路的精神火炬早就该添油加料了。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有各种令人发指、匪夷所思的乱象，之所以正气不张、各种丑恶现象丛生不断，不是因为我们穷、没有钱，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信仰！就像“金粉世家”，徒有外表的虚华。我们在吃前人遗留下来的作为中國人精神支柱的核心价值观与信仰体系老本的同时，没有为维护和发展当代中國人的核心价值观与信仰体系主动做出行之有效的创新与贡献。当过去的信仰老本基本吃完，新的核心价值与信仰体系又迟迟未能建立时，中國人精神支柱的空虚与道德基础的缺失造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巨大失衡就变得日益突出。中國尽管在物质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物质的繁荣无论如何不能代替精神与信仰的缺失。中國人的精神火炬在严重缺乏新鲜燃料的情况下虽然仍在勉强燃烧，但其亮度却日渐衰微。这种状况不要说让中國的精神火炬穿透黑暗、照亮全球各个角落，让世人敬仰和依靠，就是仅仅为中國人自己指明前进的方向，为一个由多个族群、多种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组成的国家发展提供所必需的凝聚力，也显得十分无力。这样的国家要崛起、要成为一个“大国”，从何谈起？

　　换句话说，中國要“崛起”，要成为真正的“大国”，就必须认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國人的精神支柱、核心价值观与信仰体系是什么？

　　“今天，我们信什么”？对此，按照官方教科书和媒体的宣传口径，早有一套人人皆知的标准答案，从小学到大学，每个人都无数次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这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从当前中國人精神信仰的实际状况看，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被刻意回避而又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从内部和基础上，从人的心灵里制约着中國的“崛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决定中國未来社会发展成败的关键。时至今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有勇气承认，每个中國人心里其实都非常明白：中國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出了问题。道德出问题的原因在于价值观出了问题，价值观出问题的原因在于精神支柱出了问题，多年来官方鼓吹的信仰体系早已形同虚设了。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中國的当政者和媒体并不愿意坦承这个事实，不愿意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越来越触目惊心（例如近年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山西黑砖窑案、河北三鹿奶粉案、湖南罗彩霞上大学被人顶替案、贵州四川官员嫖宿幼女案、浙江胡斌飙车案、湖北邓玉娇案等），但媒体热衷于报道的只是各种问题的故事情节，而不愿意分析其深层原因。即使在论及原因时，也不愿将其归结于精神信仰的缺失，不愿意深究为什么各种恶性事件越来越多。当然，从官方立场上解读，中國社会出现的上述问题都是个别的、局部的、孤立的，没有代表性。如果硬要找信仰方面的原因，则往往把原因归结于“少数”人没有坚持官方多年来反复宣传的核心价值观与信仰体系，“没有牢固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丧失了共產主义的理想、信念”。至于为什么经过长年累月大规模系统的宣传，还有如此之多的“少数”人不能“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还会源源不断地疯狂作案，还要前赴后继地违法犯罪，社会道德风气还会严重地沦丧败坏，则语焉不详。我们的媒体很少直面问题——直截了当地讨论为什么官方反复宣传的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会不起作用？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國人究竟有无道德？有无信仰体系？中國人的信仰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是我们的信仰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问题，还是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根本无所谓，没有研究的必要？未来的中國究竟要走向何处？能走多远？

　　当然，我们可以假装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可以继续用早已失效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作为学生应付考试的标准答案。但这样做，不过是把所有问题的根源掩盖起来，延缓矛盾的公开化。事实上，以瓮安事件为代表的群体事件的一再发生，已经表明中國社会内部矛盾开始恶化、表面化。自欺欺人，回避矛盾，并不能解决问题。未来的中國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国”，绕开信仰问题谈发展绝无可能。信仰问题，关乎中國的未来，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國命运、希望中國崛起的人必须面对、思考与回答的问题。

　　二、信仰的层次与类别

　　那么，究竟何为信仰呢？对中國人来说，信仰似乎并不陌生，但又有些说不清楚。信仰看不见、摸不着，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感觉到它的存在与影响。单从字面上看，“信”是“相信”，“仰”是“敬仰”。“信仰”就是“以敬仰的态度相信”某种东西。学术上对于信仰的定义形形色色，概括起来不外是人对于世界及人生的看法，是人的精神支柱、精神寄托；也可以说是人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观念、理念的信服和尊崇；是人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

　　黑格尔说：“说到信仰，我真正所指的是我的个人信仰，是一种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内在确定性。” 黑格尔的话揭示了信仰的特点。首先，信仰必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相信。如果一个人对某种理念、价值观、学说、主义或者目标，不是完全、彻底的相信，是不能称为信仰的。作为一种主观体验，信仰带有极大的主观感情色彩。对于信仰者来说，无论在别人眼里，自己信仰的对象的价值如何，信仰者都不会对所信仰的对象产生怀疑，都不会改变自己对信仰的价值判断。信仰者对信仰对象、信仰内容的相信有时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疯狂、荒谬的，但信仰者自己并不以为然。任何在信仰问题上的欺骗都是对别人而言的。对信仰者自己来说，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每个人信什么、不信什么，自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不存在自己欺骗自己的问题。

　　其次，信仰必须是由衷的、自觉自愿的、无条件的接受、认可、相信、敬仰、仰慕、崇拜和追求，来不得半点强迫，半点强加于人。依靠强迫、利诱、欺骗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仰，也不能来维持和改变信仰。为了信仰，信仰者可以疯狂，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信仰者的自愿。有了自愿，才会不仅“信”，而且“仰”。离开了自愿，信仰的支柱就会立刻坍塌，非自愿的“信仰”不过是逢场作戏。

　　再次，信仰是人的一切精神与行为的指南，决定着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人的精神与行为必须是人的信仰的外在表现。人如果没有信仰，内心就会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与痛苦，甚至可以使人彻底崩溃。从维持人的正常存在来说，无论内容如何，人必须要在自己心里相信某种东西，给自己一个行动和活下去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人才能活着，才能够赋予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所谓人生价值。有了人生价值，对这套价值的理解、观念就是人生观、价值观；对人生观、价值观的相信，就是信仰；有了信仰，人才能从本质上认识自己存在的意义。

　　说白了，人因为承认自己存在的意义而需要信仰，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赋予自己人生的希望，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提供一套自己满意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为了这个理由，人才活着。信仰为人的短暂的现实存在赋予了一个永恒的意义，解释了灵与肉、有限与无限、个体与群体、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体现着人生价值的可靠落实，体现着人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涵。这就是信仰的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人活着不能没有一套自己自愿相信、接受、认可并追求或遵循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信仰会成为左右人的现实生活，控制着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本；为什么人生价值的实现是建立在信仰支柱的基础之上的原因。对于一个人来说，信仰是必需的，它激励和督促一个人为了心中的目标而努力。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信仰为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发展提供最根本的理由，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成员达成共识、团结奋进的精神基础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无论对个人还是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信仰，人不能存在，民族不能存在，国家不能存在。

　　也许有人会说，此论对于信仰重要性的强调过于绝对了。信仰就是宗教，信仰对那些宗教信徒来说可能很重要。“我什么都不信，没有信仰，不是照样生活得很好吗”？这是把信仰等同于宗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其错在于把有无信仰与信仰什么混为一谈，把信仰与宗教混为一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信仰宗教，他们对自己信仰什么很清楚。但在中國，除了宗教信仰者外，许多人对信仰并无特别的意识。事实上，宗教是一种信仰，但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不信仰宗教并不等于没有信仰。信仰的内容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只要你相信它，并以此解释你存在的理由，它就是你的精神支柱。

　　考察人的生活目的与追求，即可清楚地看出人的信仰轨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但一般来说，这些追求不外乎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事业，家庭，自身。所谓“事业”，是人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有意识、有目的地行动；是一种长时间的为实现自己理念与价值而行动的过程。人们将这种有目的的活动称为“理想”，为了理想而做的一切就是“事业”，为了“事业”活着的人是理想主义者。事业有大小，理想有高低，对为了事业奋斗的人来说，事业就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生活的目的与理由，事业的成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是最大的成就。

　　人同时又具有生物性，要繁衍后代，有父母子女，有家族亲戚，有亲情爱情。这一切都离不开家庭。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细胞，对个体来说，则是微观化了的世界。有些人把婚姻、家庭、养儿育女看成是自己存在的目的，追求家庭幸福是对这一目的的最好实现。对这些人来说，一切为了家，家庭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一切活动的动力。

　　也有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被动或主动地脱离了家庭，他们把生活的目的圈定在自我存在本身。对这种人来说，世界的一切是以满足自我的需要而存在的。活着不是为了家庭、为了社会，而是为了自己。这些人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存在和欲望，他们活着的目的是为自己，信仰的也是自己。

　　以上不同类型的生活目的构成了这个世界芸芸众生的信仰基础，也可以说是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复合反映。对于个体来说，这三种生活目的并不是矛盾对立的。人的存在可以有一种目的，也可以两种或三种目的兼而有之。任何一种生活目的，都可以成为人存在、存活的理由，成为人的信仰动力。但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比以上三种生存目的的类型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主要是人不仅要求自己的存在有个理由，而且要求这个理由具有尽可能多的价值。当人们信仰的某种价值超越了单纯为了个体功利的目的，变成群体、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时，对这种价值的信仰就会从纯粹为了个体追求的层面上升到社会利益的层面，从物质的、有形的层面上升到精神的、抽象的层面，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上升到人类社会与宇宙的无限性。同样是讲信仰，个人想到的是个体存在的理由、个人的追求；国家强调的则是群体、社会共同的追求目标。二者差距虽然极大，但却不是毫无关系。根据信仰的主观真实性、自愿性的特点，国家的信仰应该是个人信仰的集合与体现，如果国家提出或规定的信仰失去了个人信仰的基础，不是个人追求的集合与最高反映，这个信仰就会失去最根本的动力，就会暗淡无光。

　　古往今来，无数思想家在对人类生存目的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对人的存在与信仰的意义进行了大量的分类整理，提炼、组合出了无数复杂的观点、学说。这些观点、学说试图为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提供解释。这些解释的形式不同，关注点不同，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的宗教、哲学与科学。宗教、哲学与科学的理论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打破了地域、部落、族群的界限，在人类居住的范围内广为传播、交流，并且日益精致化、系统化，最终形成了可供人们选择的五花八门的不同种类的信仰：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种宗教信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儒家思想、印度哲学、柏拉图、黑格尔哲学等各种哲学信仰；共產主义、馬克思主义、国家社會主義、三民主义、非暴力主义等各种政治信仰；自由、平等、博爱、法治等各种人文信仰；日心说、宇宙大爆炸、进化论等各种科学信仰。

　　不同种类信仰产品的形式与内容不同，有的甚至相互冲突，但从给人的存在提供一个好理由这一点上说，各种信仰无论有多大差异，在功能上都是等效的。一个人可以选择某一种信仰，也可以同时选择若干信仰，比如既是宗教信徒，又是某种政治观点的支持者；既相信宗教，又是科学家；既相信科学，又是某个哲学观的拥护者，等等。有了这些信仰，人的生活很充实，很有目标，很有力量。这个力量可以改变信仰者自身，也可极大地影响外部，影响社会，甚至会让人成为信仰的俘虏，为了传播、实践自己的信仰，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例如为实践宗教教义而死的殉道者，为坚持政治主张而死的政治家，为追求科学而献身的科学家，为维护伦理道德而死的烈女贞妇等。对这些人来说，追求信仰，为信仰献身，虽死犹荣。

　　反之，如果一个人不相信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信仰体系，这个人便是所谓的“自我信仰者”。“自我信仰”是一种最低层次的信仰，它能提供给人生存的动力和理由也最小，近乎动物的生存本能需要。作为有理性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一个彻底的“自我信仰者”是很难持久存在下去的，因为“我”不能同时成为“我活着”的目的（单一的人不符合人与社会的主体—客体二元结构，单个的人不能同时充当主体与客体），这样的人无法回答“我活着为了什么”，最后只能连自我存在的价值也放弃，达到所谓“零信仰”的状态，即真正的“什么也不信”——连自我存在的价值也不信的状态，最终的结局就是自杀——信仰没有了，“活着没意思”，人失去了活着的理由，生命本身就成为多余的了。

　　显然，没有信仰是危险的，但要做到彻底的“零信仰”也不容易。所谓“我没有信仰”，不过是没有意识到信仰的层次与类别罢了。对大多数声称“没有信仰”的中國人来说，实际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那么，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是否真实可行呢？不是的！这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信仰宗教，而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以相信超自然的神灵即超验的存在为标志的建制性的宗教固然是“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与超验的存在、来世没有关系的其他思想观念、学说理论也可以是“宗教”。只要一个人无条件地崇拜和相信一套无需理性和实践验证的东西，并以此为其行动指导和追求目标，这个人就实际上在自己的世界里把这个东西宗教化了。尽管这个“宗教”与我们平时所说的宗教形式不同甚至完全相左，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某人的精神支柱与信仰。一个相信宗教的人，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寄托在宗教信仰上，把宗教信仰作为精神支柱，用宗教解释一切；一个不相信宗教、甚至反对宗教的人，则可以把任何一种非宗教的学说、主义、观念作为自己的“宗教”顶礼膜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的意义。二者信仰和崇拜的对象不同，但在将某种东西作为自己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这一点上，二者的实际效果是一样的。

　　所谓“信仰缺失”，有两层意思：对个人来说是缺乏某种可以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宗教或宗教化了的信仰体系；对国家来说则是缺少一个能够代表民众信仰、凝聚民众共识的道德基础与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一般来说是某种或精致或原始的宗教，特殊情况下，也可是某种非宗教的主义、学说。对于今天的中國来说，所谓“信仰缺失”，应该是指国家、民族与全社会的信仰体系发生了缺失。这不是说国家没有官方信仰，而是国家建立、倡导的官方信仰体系失去了作为个人信仰集合体的整合与代表功能，个体信仰与官方信仰之间失去了共同点。个人与国家都需要有一尊能够信靠的“神”，但官方立的那尊“神”与老百姓自己信的“神”不是一回事了。

　　探讨这种变化，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人类历史上，人类曾经有过把一切都放在宗教的名义下，以宗教作为最高信仰的漫长时期。在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出现之后，皇帝、国王等各类国家的统治者也都长时期地借用宗教的神圣性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君权神授”在政教合一时期，既是宗教信仰的内容，又是政治信仰的核心。在神权与王权分离之后，国家通过暴力或“民主”的方法提供统治的合法性，确立自己的统治模式，国家的主张、观点，不再具有神圣性了，但绝大多数统治者仍然把宗教作为可以帮助自己巩固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摆在大众崇拜的核心位置。统治者借助宗教巩固统治，不是把宗教放在自己的脚下，而是把自己放在与本国人民信奉的宗教或神灵的最近的牌位之下，让自己最快最多地得知“天意”，代行“天意”。世界上至今仍有许多国家可以按主要人口的宗教信仰划分为“某某教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作为民族与国家的精神支柱与价值体系的不是统治者，而是宗教。官方意识形态、官方信仰与民众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民众可以对统治者个人表示不满，但民众信奉的宗教与神灵是不会改变的；统治者个人换来换去，但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与信仰体系不变。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不存在“信仰缺失”的问题。这种官方意识形态与个人的价值取向、精神信仰的一致性，从国家的整体利益上看，是合理的，必然的——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失去存在的理由，愿意分崩离析、自我灭亡。宗教信仰或某种宗教化了的其他信仰作为整合国内各族群众、各类集团的纽带作用从来没有被统治者忽略过，道理即在于此。

　　三、古代中國的信仰体系

　　对此，有人会说，此论适合于全民信教或宗教发达的国家，但不适合中國，中國自古不存在政教合一的政权，何来利用宗教作为精神支柱与官方正统信仰之说？

　　这种观点，涉及到了如何看待作为中國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的问题。儒家思想，也称儒学、儒教、孔教，它是不是宗教，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都曾论证过儒家思想只是一种哲学、一种观念，不同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建制性宗教。这些论证的逻辑严密，证据充分，揭示了儒家的许多不能称为宗教的特点，结论本应无可置疑，但这类观点有一个错误的前提，这就是把西方宗教学意义上的建制性宗教，拿来作为与儒家比较的样本，强调了宗教的外部形式，忽略了从信仰的功能上考察儒家学说的本质与宗教的相通之处。

　　如果说儒家学说不是宗教，长达几千年的中國封建社会不存在政教合一的政权，不存在维持国家存在所必需的“君权神授”的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那么，以“天子”自命的中國历代皇帝及其王朝是否可以说是无神论的政权？显然，此说不能成立，中國从来不存在相信无神论的皇帝。如果存在一种宗教化了的官方信仰，它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儒教。儒家学说自汉代被置于“独尊”的官方信仰的核心位置之后，经宋明理学的集成、系统化，几乎成了中國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维持统治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从形式上看，儒家思想不是建制性的宗教，但它的地位远在各种宗教之上。儒家思想为巩固中國封建社会统治所做的贡献是中國任何宗教、任何其他学说、思想都无法比拟的。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无人可以反对儒家思想，儒家学说早已被历代皇帝“宗教化”了，儒家经典具有超越时代的宗教权威。清代思想家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以法杀人”尚可救，“以理杀人”无人可救。在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方面，中國封建礼教到了可以杀人的地步，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把儒家思想称为孔教、儒教。如果中國仍然处于农耕时代的封建社会，无论儒家学说在形式上是否被称作宗教，维护这样一种可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价值观与信仰体系，无疑是符合中國封建社会统治者利益的必然选择。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封建社会不以西方意义上所谓的“宗教”为国教，没有与佛、道等宗教搞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但在巩固封建统治的实际功效上，并不缺少宗教化了的精神支柱与信仰基础。

　　相对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单一信仰模式，中國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在信仰的选择上，则有着较大的空间：那些愿意把自己的精神信仰与政治主张（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抱负”）结合在一起，立志“治国、平天下”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官场，在政治舞台上表演；只有精神追求而无政治兴趣的人可以作为文人儒士，著书立说；如果有人觉得官方信仰不足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再加上佛教或道教等建制性宗教作为补充；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草根大众除了可以实践孔孟礼教的伦理道德之外，在信仰方面，还可加入或创造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这样，中國古代就有了一套不同层次的立体的信仰体系。站在这个体系最上层的是帝王们极力推崇维护的官方正统信仰——儒教；中间是有形的建制性宗教——佛教、道教；最下面的是活跃于草根层的民间信仰。不同等级的人，可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相安无事。把这三层信仰连贯起来的是以方块汉字为标志的中國传统文化。应该说，中國封建社会虽然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外族入侵，整个社会的信仰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家与国、朝廷与百姓、个人与社会在信仰认同和价值取向、伦理道德上，并无冲突，作为国家、民族、社会的精神支柱与核心价值观是连续的、有效的；中國古代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换的是皇帝，是名称，不是信仰，不是价值观。古代中國，也几乎不存在“信仰缺失”问题。

　　四、百年来中國社会的信仰转型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宣告了中國结束了几千年来以封建礼教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的统治模式，中國社会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与此同时，随着西学进入中國，中國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发生巨变。1919年，中國先进的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國近代社会信仰转型的序幕，统治了中國人几千年的精神偶像轰然倒塌，中國人开始考虑“今天我们信什么”的问题。信什么？作为个人，老百姓可以继续相信儒、释、道，甚至基督教、天主教，或民间信仰；但作为民族与国家的精神支柱，儒家必须被端掉。激进的中國知识分子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希望以此填补或置换原有的封建信仰体系。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观念像潮水一样涌入了中國。中國人在被砸烂的封建传统的精神支柱面前感到迷惘，在各种新兴的“主义”面前感到兴奋与恐惧。刚刚建立的民国政府走马灯似地更换领导人，政客的无耻、军阀的混战、列强的掠夺，加之旧有社会瓦解后的失序，加剧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的痛苦。“中國向何处去？”成了当时中國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此时，代表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把馬克思主义、共產主义介绍到了中國。从信仰的角度上说，馬克思主义是一种追求社会正义、反对階級压迫与剥削的政治主张，在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國，馬克思主义犹如一盏明灯，让争取民族獨立、国家复兴的中國人看到了希望。但馬克思主义进入中國后的命运是坎坷的，共產主义的宣传与发展在中國进行的并不顺利。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不同于中國，在一个以农民为主、存在着大量文盲、缺乏产业工人的国家，宣传馬克思主义、共產主义，鼓吹无产階級革命，似乎并不合时宜。

　　毛澤東，应运而生的伟大政治家，深刻地认识到了欧洲与中國之间、知识精英与工农大众之间、理想主义与功利本能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毛澤東没有把精力放在重复馬克思主义的教条上，他从中國的社会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明了馬克思主义的中國版——发动贫苦农民，通过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毛澤東的中國版馬克思主义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此，经过了曲折复杂、残酷激烈的黨内斗争后，中國共產黨终于达成了举黨一致的共识，承认毛澤東为中國革命最具权威的领导者。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毛澤東在向文盲为主的农民推行中國版馬克思主义时，提出的极为简单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口号的深远意义。许多人也许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不能发动千千万万的农民，而毛澤東却能建立革命武装，开创出红色根据地？其实关键就在于毛澤東把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义、无产階級革命理论最大程度地简化了，简化到了任何人都明白，都可以将其作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为之奋斗的——十分有吸引力的理由。剩余价值、政黨、国家，对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些过于深奥的概念。农民需要通俗易懂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既是共產黨的政治主张，又是广大农民的希望和闹革命的目标，这个目标改变了千百万人的旧的人生观，成了这些人为之奋斗的精神信仰。至于打倒土豪之后能否分到田地，分到田地之后能否继续拥有田地，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农民是不去考虑的。中國革命就是在这样一种拥有千百万中國版馬克思主义信徒支持、参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并最终取得成功的。

　　当然，毛澤東是不允许加入了革命队伍的农民把信仰永远停留在给自己分得一块土地，为自己复仇的个人功利层面上的。有了信仰还需要不断地提高，需要把信仰的对象与目标及时地宗教化、神圣化。毛澤東知道要让红军不同于土匪，就必须让这支队伍有十分明确的使命，这个使命必须具有宗教般的神圣性、必须能够成为让人自愿追求、自愿献身的信仰。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对馬克思主义的信仰必须高度宗教化。每一个红军战士必须无条件地绝对地相信革命目标的正确性，并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由共產黨领袖开创的革命事业。这个事业是“无比美好”、“无比壮丽”的，是值得以千百万人的生命去换取的。与这个伟大的目标相比，包括生命在内的个人的一切都是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参加毛澤東领导的革命的人，必须完成从普通人到中國版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在思想上接受和确立宗教化的信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无数人树立了新的“信仰”，明确了自己毕生的“事业与追求”。“打土豪，分田地”不再是实现个人功利目的的手段，而是一项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人不是简单地想要发财、复仇的普通农民，而是具有远大目标的、用革命信仰与理念武装起来的、随时准备献身的理想主义者。

　　1949年，毛澤東依靠几百万武装起来的中國版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的英勇奋斗，成功地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说，从1911年到1949年中國大地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的主题词是“武装革命”（其中包括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的话，那么，这场持续了三十年的波及亿万人的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便是当时中國人政治信仰最好的表现形式，信仰的标签是馬克思主义（包括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信仰的内容是“解放”；对于信仰的最具权威的解释者是毛澤東。这场革命有一个得到了千百万人支持的真实的信仰基础，有一个建立在这个信仰基础上的真实的追求目标，有一个能够使中國人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有一支由怀着远大目标的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坚强队伍。毛澤東领导的中國革命，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政治上、精神上、信仰上的胜利，这一切构成了仲共1949年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总胜利。相比之下，国民黨的三民主义从来没有成为千百万工农大众的信仰追求，国民黨也从来没有把三民主义的宣传宗教化、神圣化。三民主义是个口号，不是信仰，更不是宗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黨政治精英嘴上高喊三民主义，但心里却不信仰，行动上也不准备实行三民主义，在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民黨内，找不到几个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献身的理想主义者。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国民黨在旧中國政治舞台上招摇做秀的旗帜。国民黨的信仰基础与精神支柱徒有虚名，失去了信仰基础的国民黨在大陆的失败是必然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以“解放”（階級解放、民族解放、国家解放）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的成功。革命成功之后，如何继续保持千百万人对革命的热情、对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信仰不褪色，一直是毛澤東考虑的问题。为此，从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把中國政治舞台的主题词换成了“階級斗争”，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并在政治运动中逐渐地把階級斗争变成了这一时期凝聚中國人信仰的载体。根据毛澤東的说法，中國人民通过流血牺牲得来的天下，有可能被不甘心失败的階級敌人重新夺走，这些日夜梦想复辟的階級敌人就隐藏在我们身边，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企图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革命者必须狠抓階級斗争，“階級斗争，一抓就灵”。对于階級敌人复辟的危险性和階級斗争的必要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批判胡风、反右、反右倾，到六十年代的“四清”，到“史无前例”的纹化大革命，中國社会始终处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階級斗争之中。“七亿人民，不斗行吗”？不断的斗争需要不断的教导，毛澤東通过对革命目标与信仰内容的不断修正，始终掌握着对中國版馬克思主义信仰内容的解释权。同时，毛要对黨内各种“修正主义反黨集团”不断开展清理斗争，同样需要千千万万理想主义者的参与，需要各级领导与群众对革命“事业”的宗教化信仰，对革命领袖的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宗教式忠诚。完全理解毛澤東的意图并率先开展以毛澤東为崇拜对象的造神运动、把毛澤東思想宗教化的是黨内掌握军队领导权的林彪。林彪在军队中狂热地宣传毛澤東思想，并因此当上了毛的接班人（林彪后来的倒台属于别题，此处不赘）。

　　1966年，在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预演之后，毛澤東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中國社会进入了階級斗争风暴的最高潮。中國沸腾了，中國成了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中心，无产階級革命的红海洋。在这个红海洋里，资产階級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被彻底打倒了，亿万人民把革命的目标提到了“解放全人类”的空前高度。全国到处响彻歌颂毛澤東的革命歌曲。典型的宗教式的“三忠于、四无限”，“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成为当时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方式。亿万人对毛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达到了顶点。对毛和毛的思想的信仰成了完全的宗教。毛澤東成功地在中國引爆了“精神原子弹”，精神与信仰的力量显现出来的巨大威力震撼了全世界。

　　1976年，随着毛澤東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垮台，毛澤東领导的“纹化大革命”停止了；建国以来以反复辟为目标的階級斗争——“无产階級專政下的继续革命”终于落下了帷幕。今天，当我们回顾那个疯狂的年月时，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们的心理是复杂的。狂热的、失去了理性的“革命”毁灭了无数人的青春、生命，毁灭了无数家庭，吞噬了无数忠于它的优秀儿女。所谓的“革命”，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地地道道的浩劫。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无论这场“革命”多么错误，参加这场“革命”的人是真诚的，他们的信仰是虔诚的，他们的虔诚与真实几乎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正是这种对主义、领袖、黨和国家的宗教徒式的绝对信仰被过度透支与滥用，导致了后来中國人的信仰缺失与玩世不恭。经历了太久的政治高烧之后，人们厌倦了，累了，需要休息。尽管毛的遗产是丰富的（在毛去世30多年后，国内还有人在努力恢复对毛主义的宗教式信仰，毛主义甚至指导尼泊尔的共產黨取得了政权），但连年的政治运动与无休止的階級斗争使中國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到处都是供应不足，中國处于极度的物质匮乏之中。人们对毛的信仰迅速退热，毛澤東逐渐走下了神坛。

　　1978年，鄧小平顺应亿万人民的要求，果断地改变了中國政治舞台的主题词，用“改革开放”取代了“階級斗争”，把中國带入了新时代。这是近代中國又一次历史性的社会转型。1992年，鄧小平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南巡，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亿万中國人在经历了14年的市场经济的启蒙教育之后，开始真正投入到改革开放中来了。“十亿人民九亿商”，中國从上到下的每个层次都动起来了。如果要问这个时期的中國人的信仰是什么，中國人可以毫不迟疑地告诉你——“致富”！全国人民要发财、要致富，所有人都希望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美好前景吸引和鼓舞着每一个中國人，虽然传统的馬克思主义不再是人们信仰的核心，但中國人并不缺少信仰，“改革开放、中华腾飞，团结起来奔小康”就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國人信仰的真实写照。

　　然而，改革毕竟是利益调整，建立在追求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信仰效用是短暂的。如果说，毛澤東把中國人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宗教化信仰的话，那么，鄧小平的“改革开放”并没有能成为全体中國人的宗教化信仰。这不是因为人们对追求物质财富不向往，恰恰相反，要把“发财致富”作为一种毕生追求的“事业”，缺乏“神圣性”；为“致富”而献身毕竟不是牺牲，在道德上、精神上不会得到升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如果没有高尚的动机与慈善的行为，只能说是地地道道的“金钱拜物教”。鄧小平去世之后，中國共產黨相继更换了二次领导人。亿万人民对新时代的美好憧憬，很快就被利益分配不公的严酷现实击的粉碎。某些权贵集团与掌握资本资源的新生阶层相互勾结，疯狂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贫富分化与官员腐败以惊人的速度与规模蔓延；以单纯追求GDP增长指标、掠夺资源、污染环境为特点的中國经济发展，在创造财富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的利益冲突。富起来的中國人突然发现，中國社会在精神上、信仰上出现了巨大的赤字，“钱不是万能的”，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财富。物质的丰富解决不了精神的贫困。许多有钱人甚至哀叹自己“穷得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钱了”。人们普遍认识到生活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钱。人们需要富起来，更需要富裕之后有意义的生活。如果生活的目的不是钱，又是什么？当人们经历了太多大起大落的剧烈“折腾”之后，传统的政治教科书已不再具有任何说服力了。信仰问题悄然无声地显现在了人们面前。这一次，对于个人来说，是选择哪一种宗教或思想、学说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问题；对于国家来说，则是选择什么信仰作为凝聚13亿人的信心与意志，能让整个民族真诚投入为之心动、为之牺牲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显然，马恩列斯毛最为强调的暴力革命与階級斗争过时了；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共產黨国家的消失，以“解放受苦受难的全人类”为目标的“无比壮丽的国际共產主义事业”在全世界进入了低潮：“金钱拜物教”是腐蚀剂，也不能用。2009年，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之后，中國需要回答“我们信什么”的问题。

　　五、解决之道——信仰创新

　　事实上，人的思想没有真空，当官方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千百万人的自觉信仰时，人们就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寻找替代品。近年来，各种宗教发展迅猛，原因很多，但官方信仰苍白无力，“黨员不信黨”，大批黨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丧失了对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除了传统宗教发展迅速之外，新兴宗教与各种精神信仰的替代品也很有市场，宗教的兴旺有深刻的内在原因，不能用“西方宗教势力渗透”、“文化教育落后”或“骗子遇到了傻子”的说法去解释，中國共產黨应该如何对待宗教，应该如何实现信仰创新，是仲共自身建设的当务之急。

　　面对严峻的现实，重温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宗教信仰的理解，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梁启超认为：人不可无宗教。从最下等的崇拜无生物、崇拜动物算起，直到最高的有神论、无神论，都是宗教。无论你信仰的对象是山、水、树、花、鹰、蛇、上帝、天堂、净土、老子、孔子、吕祖、济颠、关公、摩西、耶稣基督、释迦牟尼、馬克思、拿破仑。只要你对一种事物有绝对信仰，就成了信这个事物的宗教。信奉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宗教，信馬克思主义的人叫“馬克思教徒”。梁启超强调了一个的观点：信什么不重要，有无信仰很重要。

　　要解决今天中國人信什么的问题，不能脱离了时代搞倒退，不能回到儒家、恢复封建礼教；也不能照搬毛澤東。尽管孔子和毛澤東都有效地解决过中國的信仰问题，但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迅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即使我们原封不动的把孔子、毛澤東请回来，他们也解决不了今天中國的问题。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唯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信仰创新。所谓传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这是中國的软实力。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是中國、乃至亚洲许多国家建立信仰的基础与沃土，其穿透力与辐射力跨越了时空，超越了政治，远在任何主义之上。以中华文化为基础，才能使中國人的民族共识有一个坚实的根基。所谓信仰创新，就是使用新思维、新办法应对新时代信仰的现实需要，走出一条信仰上的新路子。中國在信仰问题上的现实需要是什么？是要为国家（社会）和个人找到可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信仰体系。这是今日信仰问题上的最大挑战。

　　回应这个挑战，首先要敢于承认现实。迄今为止，中國的官方信仰是馬克思主义。馬克思主义在中國被作为宗教化了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六十年了，要把它继续摆在中國社会精神支柱与核心价值的地位，作为全国人民信仰的共识，只能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最核心的理论是剩余价值与无产階級專政，它们对希望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无产階級政黨来说，确实具有指导意义；但在时间、条件、环境、目标、对象改变之后，馬克思主义如何能够相应地变成维护统治階級利益的指导思想，对全世界取得了政权的馬克思主义政黨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160年了，其间无数馬克思主义政黨领导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但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寥寥无几，其中真正成功持续至今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值得深思。中國的成功恰恰是对经典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复改造，先后推出了毛澤東版馬克思主义、鄧小平版馬克思主义，仲共才得以夺权、掌权的。1979年以来，中國用的是邓版馬克思主义。30年过去了，现在黨需要推出一个新版馬克思主义，作为黨的信仰目标。对中國共產黨整体而言，今天的第一要务是如何保持黨的执政地位。捍卫馬克思主义与掌握政权、领导中华民族前进之间并无绝对的关系。严酷的现实是，中國人（包括香港、澳门）接受共產黨的领导，但绝大多数人不可能真诚地信仰馬克思主义，自愿地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中國目前信仰上的空虚不是因为没有官方提倡的信仰，而是因为大家不愿意相信它。中國共產黨作为执政黨，其目标不是利用政权去维护一种主义，而是要应用任何一种代表人民愿望的理念巩固政权，意识形态应该为政权服务，而不应让政权为意识形态服务。当一种意识形态不起作用时，就需要更新，找出一种新的替代物。如果无视旧的意识形态的效果，仍然要继续保留它，结果只能是形式上“忠于”黨，实质上却削弱和损害了黨的利益。为此，黨必须为现阶段的中國提出一个崭新的、得到人民公认的社会发展共识，这个共识必须体现民众的愿望、时代的特点，成为中國社会的最强音、主题词，成为中國人未来一个历史阶段的共同信仰。这个信仰不是旧版馬克思主义，也不能是某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儒教或其他任何一种宗教），因为黨的信仰不同于宗教，不是任何宗教的代表。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中國不能走政教合一的道路，不能设立国教。

　　在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下，仲共在处理信仰问题时可以把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分开，把黨对黨员的信仰要求与普通人的信仰标准分开。黨的目标应该是如何保持权力而不是做哲学上某种主义的捍卫者。对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从面向全社会移回到黨内，作为黨内意识形态处理。黨在严格要求黨员信仰的同时，应提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都能接受的、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政治共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它不是馬克思主义，也不是某种宗教。黨也不必对群众提出强制性的馬克思主义信仰要求或将其作为测试普通民众的政治标准。简单地说，中國共產黨要做的是黨有自己的信仰，中國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全民共识（信仰），每个公民个人也有自己的信仰。三种信仰内容不一样、层次不同、关注点不一样，各有各的范围，可以重合但并不矛盾。

　　所谓国家信仰，就是这个时代全国人民的民族心理与愿望，体现了国人的共同意志与理想。中國在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都有特定的时代色彩，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对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的认可与追求，就是那个时代的“国家信仰”。例如“翻身、解放”（20世纪30-40年代，还有过一段“抗日救亡”的时期），“階級斗争”，“改革开放”，等。今天，能够满足国内各方面需要，得到大家支持认可的是“和諧如一”。“和諧如一”扩大了“和諧社会”概念的外延，淡化了政治色彩，体现了中國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特点，它的内涵相当丰富，很有包容性。转型时期的中國社会非常需要 “和諧如一”。用它作为时代的标志和主题词，维护中國未来三十年的稳定，凝聚各族中华儿女的意志，应是明智之举。现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都赞成和平、赞成“和諧”，仲共可以顺应民意，以“和諧如一”作为凝聚全国人民的旗帜，将其提到全民信仰的战略高度。至于使用“和諧如一”的提法是否就是最好的表述，其实并不重要。正如梁启超说得一样，无论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对象都无所谓，关键是看它是否是一个起作用的信仰。没有一个明确的举国一致全民认可的信仰做旗帜，中國现阶段的民族共识就无法达成，中國崛起的精神短板就难以弥补。从操作的策略上看，高举“和諧如一”的大旗，国内外只能支持、无法反对（反对者将会自动站在民意对立面）。如果国人能以“和諧如一”为目标，实现人与人的和諧，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諧，中國社会的微观与宏观形势就会得到极大地改善。虽然这种信仰的实质是一种典型的为执政黨服务的政治信仰，但它的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点和亲和性，作为公共信仰体系，效果无疑优于以斗争哲学为特征的馬克思主义。

　　有了民族的共识和信仰，仲共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完成从革命黨向执政黨的转变。黨的主要任务应是集中精力领导政府，管好干部，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在对待群众个人的信仰问题上，黨应该承认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没有道德约束对国家有百弊而无一利这样一个事实。仲共在建国初期和纹革中否定了中國传统的旧信仰，确立和强化了馬克思主义官方信仰当中國告别了“階級斗争”进入转型社会之后，官方信仰逐渐丧失了指南作用，作为凝聚民族意志的旗帜逐渐褪色了，公众认可度大大降低。国家、个人都面临精神与信仰产品严重短缺的问题。但仲共此时并未开放宗教市场，让个人自由选择信仰，结果导致信仰虚假，掺假信仰泛滥成灾。中國各级官员的贪腐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就在于虚假信仰早已淹没了虔诚信仰，对黨的事业的忠诚蜕变为了对掌权者个人的依附和对权利、利益的赤裸裸的追逐。这种状况也是所有掌握了政权的黨必须要经受的考验。

　　如果仲共在个人信仰层面上放开，把宗教作为个人私事对待，黨就会实现与各种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和解，各种宗教就可无障碍地与黨合作，协助黨实现社会和諧发展的目标。黨会因此而获得国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的中华儿女广泛的认同与赞赏。个人有了信仰支柱，特别是宗教信仰，就会重塑道德底线，国民素质就能在整体上提高。宗教放开之后，由于多种宗教同时发展，宗教间的竞争可以有效地防止任何一种宗教成为主流信仰；即使某种或某些宗教人数多于其他宗教，也不可能脱离中國文化而存在，更不可能取代中國文化成为国教。中國历史上建制性的宗教从未取得过国教地位，中國的国情决定了宗教在中國必定是多元化的，个人的宗教信仰选择是多样的、分散的。国家允许多种宗教并存，不搞政教合一、不设国教，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者和维护者，国家应把宗教管理模式由行政管理转变为法治管理，强化宗教立法，用法律规范和调节涉及宗教的一切问题，允许宗教在法律范围内竞争、发展。保护人民群众对各种精神信仰产品的选择自由。

　　此外，黨可以把公民伦理道德教育的责任和精神产品的供应作为私人事务交还给宗教（如同中國古代和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一样），改变黨作为最大的精神信仰产品提供者的角色（目前黨提供的精神信仰产品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虽然形同虚设，但在形式上还要维持供应，结果只是浪费资源）。个人的道德教化由宗教承担，但其行为由国家依据法律制约规范。

　　上述设想不是为了创立新宗教，但却是在多个层次上信仰的创新——国家是全民共识加中华文化；黨是馬克思主义加中华文化；个人是信仰自由加中华文化。国家、政黨、个人都有信仰，但各有侧重，共同点是都植根于中华文化（这里说的中國文化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中國传统文化，包括哲学、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建筑、医学、武术、烹饪、茶道、瓷器、家具等等，不是狭义的儒教）。

　　如果上述目标能够实现，黨的素质和战斗力无疑将会大大提高，国家可以有效地树立全民信仰共识，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精神信仰产品，中國社会精神与物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中华民族是优秀的，只要中國人不搞自欺欺人，中國社会有一个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共识，中國人有自己真实有效的、自愿选择的信仰与精神支柱，解决了信仰问题的中國就有可能真正“崛起”，中國的“大国”梦就有可能实现。

　　原载《领导者》2009年6月号，总第28期。

　　作者:刘澎

村上春树：永远在蛋这一边

2009-04-12T19:10:00.000-07:00

高くて、固い壁があり、それにぶつかって壊れる卵がある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側に立つ
村上春树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

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

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贬低灵魂。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厘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着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

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凝视着他跪在祭坛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

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显然，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完全失去控制。体制没有造就我们，我们造就了体制。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完）

こんばんは。わたしは今日、小説家として、つまり嘘を紡ぐプロという立場でエルサレムに来ました。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もちろん、小説家だけが嘘をつく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ように政治家も嘘をつきます。車のセールスマン、肉屋、大工のように、外交官や軍幹部らもそれぞれがそれぞれの嘘をつきます。しかし、小説家の嘘は他の人たちの嘘とは違います。小説家が嘘を言っても非道徳的と批判され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それどころか、その嘘が大きければ大きいほど、うまい嘘であればいっそう、一般市民や批評家からの称賛が大きくなります。なぜ、そうなのでしょうか？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それに対する私の答えはこうです。すなわち、上手な嘘をつく、いってみれば、作り話を現実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小説家は真実を暴き、新たな光でそれを照ら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多くの場合、真実の本来の姿を把握し、正確に表現することは事実上不可能です。だからこそ、私たちは真実を隠れた場所からおびき出し、架空の場所へと運び、小説の形に置き換えるのです。しかしながら、これを成功させるには、私たちの中のどこに真実が存在するのかを明確に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このことは、よい嘘をでっち上げるのに必要な資質なのです。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 ——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そうは言いながらも、今日は嘘をつくつもりはありません。できる限り正直になります。嘘をつかない日は年にほんのわずかしかないのですが、今日がちょうどその日に当たったようです。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真実をお話しします。日本で、かなりの数の人たちから、エルサレム賞授賞式に出席しないように、と言われました。出席すれば、私の本の不買運動（ボイコット）を起こすと警告する人さえいました。これはもちろん、ガザ地区での激しい戦闘のためでした。国連の報告では、封鎖されたガザ市で１０００人以上が命を落とし、彼らの大部分は非武装の市民、つまり子どもやお年寄りであったとのことです。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受賞の知らせを受けた後、私は何度も自問自答しました。このような時期にイスラエルへ来て、文学賞を受けることが果たして正しい行為なのか、授賞式に出席することが戦闘している一方だけを支持しているという印象を与えないか、圧倒的な軍事力の行使を行った国家の政策を是認することにならないか、と。私はもちろん、このような印象を与えたくありません。私は戦争に反対ですし、どの国家も支持しません。もちろん、私の本がボイコットされるのも見たくはありません。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しかしながら、慎重に考慮した結果、最終的に出席の判断をしました。この判断の理由の一つは、実に多くの人が行かないようにと私にアドバイスをしたことです。おそらく、他の多くの小説家と同じように、私は人に言われたことと正反対のことをする傾向があるのです。「行ってはいけない」「そんなことはやめなさい」と言われると、特に「警告」を受けると、そこに行きたくなるし、やってみたくなるのです。これは小説家としての私の「気質」かもしれません。小説家は特別な集団なのです。私たちは自分自身の目で見たことや、自分の手で触れたことしかすんなりとは信じないのです。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というわけで、私はここにやって参りました。遠く離れているより、ここに来ることを選びました。自分自身を見つめないことより、見つめることを選びました。皆さんに何も話さないより、話すことを選んだのです。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ここで、非常に個人的なメッセージをお話しすることをお許しください。それは小説を書いているときにいつも心に留めていることなのです。紙に書いて壁に貼ろうとまで思ったことはないのですが、私の心の壁に刻まれているものなのです。それはこういうことです。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高くて、固い壁があり、それにぶつかって壊れる卵がある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側に立つ」ということです。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そうなんです。その壁がいくら正しく、卵が正しくないとしても、私は卵サイドに立ちます。他の誰かが、何が正しく、正しくないかを決め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おそらく時や歴史というものが。しかし、もしどのような理由であれ、壁側に立って作品を書く小説家がいたら、その作品にいかなる価値を見い出せるのでしょうか？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この暗喩が何を意味するのでしょうか？いくつかの場合、それはあまりに単純で明白です。爆弾、戦車、ロケット弾、白リン弾は高い壁です。これらによって押しつぶされ、焼かれ、銃撃を受ける非武装の市民たちが卵です。これがこの暗喩の一つの解釈です。

而以上比喻的意义何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意义只是太简单、太清晰了。炸弹和坦克和飞弹和白磷弹就是那面高墙。而那些鸡蛋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被炮弹粉碎、烧毁、击中。这是这比喻的一层意味。

しかし、それ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もっと深い意味があります。こう考えてください。私たちは皆、多かれ少なかれ、卵なのです。私たちはそれぞれ、壊れやすい殻の中に入った個性的でかけがえのない心を持っているのです。わたしもそうですし、皆さんもそうなのです。そして、私たちは皆、程度の差こそあれ、高く、堅固な壁に直面しています。その壁の名前は「システム」です。「システム」は私たちを守る存在と思われていますが、時に自己増殖し、私たちを殺し、さらに私たちに他者を冷酷かつ効果的、組織的に殺させ始めるのです。

然而这不是全部。它还有更深的含义。试着这样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一枚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灵魂，而这灵魂覆盖着一个脆弱的外壳。这就是我自己的真相，而且这也是你们每一个人的真相。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程度或轻或重地，都在面对着一面高大的、坚固的墙。而这面墙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体制 ”。这个体制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是有时候它有了生命，而这时它开始杀死我们，并且怂恿我们互相残杀——冷血地、有效地、系统性地残杀。

私が小説を書く目的はただ一つです。個々の精神が持つ威厳さを表出し、それに光を当てることです。小説を書く目的は、「システム」の網の目に私たちの魂がからめ捕られ、傷つけられることを防ぐために、「システム」に対する警戒警報を鳴らし、注意を向けさせることです。私は、生死を扱った物語、愛の物語、人を泣かせ、怖がらせ、笑わせる物語などの小説を書くことで、個々の精神の個性を明確にすることが小説家の仕事であると心から信じています。というわけで、私たちは日々、本当に真剣に作り話を紡ぎ上げていくのです。

我写作小说只有一个原因，而那就是为了使个体灵魂的尊严彰显，并且闪闪发光世人可见。一个故事的目的是敲响一个警钟，是燃亮灯火不灭，从而令在体制之中的我们的灵魂不至迷陷于体制的巨网，不至于被体制损害。我真的相信小说作者的工作就是通过写作不断地去尝试将个体灵魂的独特性澄清——那些关于生与死的故事，那些关于爱的故事，那些让人们落泪、并且因恐惧而战栗、因大笑而颤抖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继续着的原因，一天又一天，用极致的严肃捏造着虚幻的小说。

私の父は昨年、９０歳で亡くなりました。父は元教師で、時折、僧侶をしていました。京都の大学院生だったとき、徴兵され、中国の戦場に送られました。戦後に生まれた私は、父が朝食前に毎日、長く深いお経を上げているのを見るのが日常でした。ある時、私は父になぜそういったことをするのかを尋ねました。父の答えは、戦場に散った人たちのために祈っ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した。父は、敵であろうが味方であろうが区別なく、「すべて」の戦死者のために祈っ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した。父が仏壇の前で正座している輝くような後ろ姿を見たとき、父の周りに死の影を感じたような気がしました。

我的父亲去年以九十高龄去世了。他是名退休的教师，兼一名业余的僧人。当他在京都学校毕业后，他被征选进了军队，派送至了中国。我作为战后的一代，每天清晨早饭之前都会看到他在我家那个小小的佛坛前虔诚地念经、久久地晨诵。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告诉我他在为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在为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不论己方和敌方。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觉到一片死亡的阴影在他的上方盘旋。

父は亡くなりました。父は私が決して知り得ない記憶も一緒に持ってい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しかし、父の周辺に潜んでいた死という存在が記憶に残っています。以上のことは父のことでわずかにお話しできることですが、最も重要なことの一つです。

我父亲去世了，而他的记忆也随之而去，那些记忆我将永远也不会知道。而那潜伏于他周身的死亡气息则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这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少数东西之一，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今日、皆さんにお話ししたいことは一つだけです。私たちは、国籍、人種を超越した人間であり、個々の存在なのです。「システム」と言われる堅固な壁に直面している壊れやすい卵なのです。どこからみても、勝ち目はみえてきません。壁はあまりに高く、強固で、冷たい存在です。もし、私たちに勝利への希望がみえることがあるとしたら、私たち自身や他者の独自性やかけがえのなさを、さらに魂を互いに交わらせることで得ることのできる温かみを強く信じることから生じる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しょう。

我今天只有一个讯息希望传达给你们。那就是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了国籍种族和信仰的个体，并且我们都是面对着名为体制的坚固墙体的脆弱的鸡蛋。照一切看来，我们没有赢的胜算。墙太高大了，太强大的——而且太冷酷了。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胜利的希望，那么它将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灵魂当中的那种极致的独特行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来自于对于我们从灵魂的联合所获得的那种温暖的信念。

このことを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私たちは皆、実際の、生きた精神を持っているのです。「システム」はそういった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システム」がわれわれを食い物にすることを許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システム」に自己増殖を許してはなりません。「システム」が私たちをつくったのではなく、私たちが「システム」をつくったのです。これが、私がお話ししたいすべてです。

请花一点点时间想想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副脆弱的、但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一无所有。我们一定不能任由体制去剥削我们。我们一定不能允许体制有它自己的意志。因为体制并不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这就是我全部想说的。

「エルサレム賞」、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私の本が世界の多くの国々で読まれていることはとてもうれしいことです。イスラエルの読者の方々にお礼申し上げます。私がここに来たもっとも大きな理由は皆さんの存在です。私たちが何か意義のあることを共有できたらと願っています。今日、ここでお話しする機会を与えてくださったことに感謝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非常荣幸能够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我非常荣幸我的书被世界上那么多地方的人所阅读。而且我非常想对以色列的读者们表达我的感激。你们是我来到这里的最大动因。而且我希望我们分享了一些东西，一些充满了意义的东西。我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有这个机会与你们对话。非常感谢。

不懂辩证法使余秋雨成不了大师

2009-02-23T16:34:00.000-08:00

黄麟

日前，《上海市在教师节为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授牌》的新闻又见诸报端和各大网站版面。余秋雨本人也贴出博客文章，对“大师”这个称谓半推半就，颇有“却之不恭”的风范。　
　
这些年来，余秋雨的名字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某些人甚至形成了一个定式：凡是批评余秋雨的人，无非是想靠骂余秋雨先生出名。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与早些年大学生的狂热追棒相比，余秋雨已经从大众追棒的文化偶像变成公众冷嘲热讽的对象。余秋雨事实上已经沦为人人喊打的“文化沙包”。只要你觉得解气，谁都有理由往这个到处晃荡的“文化沙包”揣几脚，过过瘾。

余秋雨先生拥有一定的粉丝，同时又拥有一大帮咬牙切齿的反对派。喜欢余秋雨文字的人对其顶礼膜拜，奉若神明，爱得如痴如醉；不喜欢余秋雨的，则把余秋雨先生骂得狗血喷头一塌胡涂。有的人看不惯余秋雨的作派，气愤不过，口不择言，动不动就把余秋雨和文革扯上关系，企图把余批倒搞臭。此种过激言论，因为完全脱离了真正的文学论争，变成人身攻击，不但没有骂倒余秋雨，反倒帮倒忙，使余秋雨博取更多“同情”。

平心而论，余秋雨的一些散文，写到了一定的高度，有一定的文采和思想性。但余秋雨的散文，主要的通病是把写小说的手法运用到散文上，形成“大伪”，不够“老实”。

大家知道，散文具有较强的纪实性质。对纪实性的理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一是主张绝对真实：描述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二是主张“大实小虚”：散文写作，在选材上也并不是绝对地排斥任何虚构的。三是供实用的散文，要严格地写实；供欣赏的散文，允许有虚构的成分存在。

尽管散文的细节可以虚构，但散文中的情感是绝对真实的，这一点也应该是散文真实性的一个重要侧面。

余秋雨作品中存在的大伪，就是完全无视散文的纪实性原则，语言做作，感情虚假。余秋雨的文字中通常是一大段一大段故作高深、漫无边际的表述，一本正经讲假话。

他和古远清教授的官司，就是这样。先前我读到余秋雨的文章，大意谓：他告输了古远清，却主动免除了古远清十五万元罚款，岂料，古远清一出法院大门，又对余秋雨破口大骂，世上竟然有如此无耻缺德之人！余秋雨言之确凿，使我对余的人品敬重了几分。

后来我才读到古远清的《庭外审判余秋雨》，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古远清和余秋雨的官司，是庭外和解，根本不是古远清败诉，而是余秋雨知道告不羸古远清，不可能让对方“倾家荡产”，担心自己输了没面子，才提出庭外和解，诉讼费几千元是余秋雨出的，古远清只是象征性地“赔偿”了余秋雨一百元而已！

单听余秋雨先生的一面之词，很[容易得出“余秋雨是文化大善人，古远清是小人”的结论。直到后来看过古远清的文字，我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丑陋和无耻。

余秋雨动用小说的笔法写散文，文采是有了，却显得虚情假意，漏洞面出，不但经不起推敲，还非常容易引起歧义，招来骂声。余秋雨先生此种司空见惯的行文毛病，使余的散文形成了一个秋雨式的“假、伪、阴”模式，文化品位一落千丈，注定不能走得太远，离大师相差甚远。

举例如次：

“在文化面前，没有人可以当老师。”

按照字面理解，余秋雨也许是想强调一下文化这个概念的博大精深。要是这样，还要你余秋雨站在这里胡扯什么？所以，读者只能读到这样的潜台词：只有我余秋雨才有资格做文化的老师；

“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潜台词：我余秋雨早就有资格成为大师；

“含泪劝告请愿灾民”

——潜台词：一切眼泪都是真诚的。然而，余秋雨先生大约没有想到，世上还有一种眼泪，叫做鳄鱼泪；

“良宇，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

——潜台词：我余秋雨早就知道这个被上海文人肉麻吹捧的陈书记要玩完。

……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服余秋雨，会对这个光明磊落的文化人义愤填膺、揎拳捋袖大打出手？无它，看不过眼也。余秋雨的篇什，几乎通篇都充着斥这种阴阳怪气、明恭暗踞令人反感的文字。余秋雨最大的硬伤，就是不懂辩证法，或者说是学辩证法学过了头。他希望通过指向不明的文字表述来让读者读懂“正面的含义”，读懂他的渊博学识，领略其散文魅力，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读者读到的往往是“反面含义”，读到典型的余秋雨含沙射影式的“春秋笔法”。

有趣的是，居然有人把余秋雨散文的最大软肋当成了“香饽饽”来赞不绝口：

“他游刃有余又毫无斧凿痕迹地讲述着整个中国文化甚至整个世界文化带给他的真实感受与独特体验。笔端流淌出的文字，不仅仅给人以美感，更因其中极强的逻辑性，而使读者一步步地跟随，走向文章最后，并长长地舒口气，赞叹不已。当然，这种逻辑或多或少地染上“余秋雨式”逻辑色彩。但这种逻辑在其大文化容量基础上，产生巨大磁力，将余秋雨认为重要的全部细节、全部主干等，都转给了读者。使我们思考，让我们回味，令我们一步三叹，时时有顿开茅塞之感。”

事实上，正是“余秋雨式的逻辑色彩”，丢了余秋雨的分，断送了余先生的大师梦。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中，辩证法被定义为是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说和理论——它把世界理解和描绘为普遍联系的整体和永恒发展的过程，把发展理解为“事物自身固有的各种矛盾，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变化的结果”，即内因决定、外因影响（促进或延缓）。

余秋雨式的逻辑，就是搞不清楚内因外因的界限，完全从自己的主观原望出发，眉毛胡子一把抓，罗织一切有利的东西为自己服务，把好端端的逻辑搞成了“罗织”。
　
我在《余秋雨的手电文化》一文中曾批评过余秋雨的辩证之伪。为了方便省事，不妨把它复制过来：

“为了突出都江堰，余秋雨说：“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余秋雨把都江堰提到了“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的高度，这就是典型的余秋雨散文的辩证之伪。如果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我看不如说李冰母亲的乳汁“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来得更直接实在。

为了使文章“大气”，不分场合信口开河、无原则地举重若轻，成了余氏散文的一个通病。余秋雨为了美化都江堰的人文意义，居然变本加厉说：“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把一个水利工程，看成是四川人才辈出、抗日战争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的原因。稍有逻辑常识的人，想来都会哑然失笑。这种穿凿附会，七弯八拐也拐不到的因果关系，只有我们才气横溢的余秋雨先生，才想得出来。下面我列出两个判断句，看看余秋雨的推断荒唐到什么程度：

都江堰——灌溉了四川一带农田——粮食增收——养育了一批杰出的四川人物——写出川行华章；

狗屎——做肥料使粮食增产——养育了一批杰出的四川人物——写出川行华章。

如果余秋雨先生的逻辑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了狗屎，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结论：狗屎比都江堰更伟大。因为狗屎少拐了一个弯，单是有水，没有狗屎一类农家肥做肥料，粮食不一定能增产。

如果说台湾的李敖玩文化的时候，是直接吹牛，那么，余秋雨则是间接吹牛。把间接的东西，当作直接的原因来吹嘘，只有余秋雨的手电文化，才能成功地做到。要是告上法庭，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全是都江堰的功劳，法官要是采信这种“证据”，被告不一拳打掉那个混蛋的门牙才怪呢。”

类似上述缺乏逻辑因果关系的文字表述，在余秋雨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也难怪会有那么多批评余秋雨的文章。余秋雨盛产了一大堆半拉子的“名言警句”，都有这样的毛病。一推敲就不堪卒读。
　
因为不懂辩证法，余秋雨靠的是“在其大文化容量基础上，产生巨大磁力的余秋雨式逻辑”。也可以称之为泼妇的逻辑。我的家乡有个笑话，说的是一个乡镇的书记夫人，因为老公的关系，被招工到一个供销社做售货员，此女上班第一天，便问身边的同事：“你老公是做书记还是镇长呀？”。当时，供销社是个非常吃香的单位，能进去的人都不简单。所以，按照这个女人的逻辑，她大概以为，凡是能到这里工作的人，肯定是官太太。同事们用掩面窃笑的方式回应了此种混帐逻辑。余秋雨在使用“大文化容量基础上，产生巨大磁力”逻辑的时候，在获取许多小青年的掌声有同时，相信也收获不少“掩面窃笑”。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因为此种逻辑几乎是无处不在，这就使得他的文化散文陷入了一种掩目捕雀、自欺欺人的窠臼不能自拔。自以为是的高明和忍禁不俊的耻笑，构成了余秋雨散文赏析的两大极端“落差”。
　
不懂辩证法，使余秋雨的作品给人一种伪善和虚假的感觉，余秋雨先生本人的言行举止，也让天下人诟病。

文学大师不是职称，而是一种来自粉丝的认定。大师不是靠自封，而是学界和读者的认同。一靠学品，二靠人品。道德文章堪称一流者，方可称之为真正的大师。

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学界的评价是比较低的，诸多学者教授谈到余秋雨的散文，用的是不屑的口吻。余秋雨拥有的读者量日益减少，也是不争的事实。可以想象，得不到学界公认，单靠一小帮青年学生瞎起哄的“大师”，能称得上真正的大师吗？

二是人品。余秋雨先生善于抢占文化道德的高地，居高临下，先声夺人，对下面的芸芸众生耳提面命，发号施令。余秋雨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文质彬彬，一副典型的文化君子的形象。但是，不要以为站在道德的高地就可以指手划脚，不要以为到了文化的码头就可以信口雌黄；不要以为站在君子的角度自己就永远不是小人。没有这回事。

单靠余先生自己的言词还不足以对余秋雨先生的人品作出正确判断。只能是听其言之后，再观其行。余秋雨口口声声说拒绝谁拒绝谁谁的邀请，拒不出席什么什么活动，我们却发现，余秋雨大约是中国大陆上镜暴光率最多的学者，连湖南一个地级市（贪官李大伦做书记）都能请来余秋雨。你看，余秋雨的清高，也就那么个“级别”。余秋雨多次公开宣称要封笔，新书却一本接着一本，你看，这就是余秋雨式的“真诚”。这样的人品，无论你在文章中如何宣称自己超然物外，都没有用。关于余秋雨先生的种种负面新闻，似乎都在印证着余秋雨不够过硬的人品。君子爱才，取之有道。一个文化人利用自己才华挣点钱，无可厚非。问题是，明明自己趋利避害，却口口声声把自己打扮成不食人间香火的文化大神。这就是人品问题了。
　
一句话，余秋雨先生不象他的论敌骂的那样坏，也不似他本人所标榜的那样好。才华横溢和学识缺陷同在，文质彬彬与道貌岸然共存，这就是真实的余秋雨。

综上所述，伪善的人品和虚伪的文品，使余秋雨不可能跨进文学大师的行列。

刘翔退赛：怎么横竖是主流“有理”，国民“无理”

2008-08-21T19:01:00.000-07:00

作者：云淡水暖

刘翔在北京奥运会110米栏小组赛因伤退赛，这本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大事儿”，历届大型体育赛事，退赛的运动员比比皆是，运动员身体有伤，退赛很正常，观众也绝大部分是理解的。草民认为，以这几天不断由媒体引述“官方”、“幕后”放出来的消息，如“刘翔退赛后哭了半个小时右脚已肿得不像样子”（《现代快报》）、“孙海平：刘翔病痛已有六七年脚跟部位已磨至骨内”（《新京报》）、“刘翔诊疗专家组成员：本可参赛伤情突变只因紧张…难忍疼痛双膝跪地”（《竞报》）、“带伤坚持观点很外行刘翔若跑下去运动生涯恐终结”（《东方早报》）…这么重的伤，退赛是当然的，是理直气壮的。

而刘翔本身，也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内疚”的，毕竟，刘翔在4年前在雅典奥运会上以12秒91的成绩平了由英国名将科林-杰克逊保持的世界纪录。并且这枚金牌是中国男选手在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一枚田径金牌，并且是亚洲选手在欧美选手一统天下的田径场上取得的辉煌，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刘翔给国人带来的快乐、自豪，国人是不可能忘记的，这一点是人们看待刘翔的一个前提。

回到本届奥运会，刘翔的退赛，国人有惊愕、有沮丧、有叹息，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刘翔取得的诸多佳绩，大都是在国外的国际比赛，毕竟在中国本土比赛，又是奥运会，又是已经名扬天下的本土跨栏“飞人”，期待值高一些或者很高，也在情理之中，国人的期待反映在门票销售上，据说最抢手的门票，就是有刘翔出场的比赛场次。草民宁愿理解，刘翔就冲国人的这种爱戴和期望，也要出场拼一回，无奈人算不如天算。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刘翔即便以后“不跑”了，其对于中国田径运动的历史贡献，就如其前辈郑风容、周振先、朱建华等一样，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一个极为戏剧化的情况出现了，有人、准确地说是主流媒体、文人们哭着喊着出来“教训”国民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国民们没有“大国国民心态”。这种哭喊的大合唱，在主流媒体平台上此起彼伏，刘翔退赛不久，就有口号似的标题“人性比金牌更重要”出现在新浪网的主页，当晚在央视又见到、听到这样的文字、声音。人民网、新华网马上就出现了专文、专题。

第二日，看到更多的“悲情”的旗子漫天飞舞，“人性”的棍子呼呼作响，比如“一个13亿人的民族，或许不该把所有期望都压在一个男孩子的肩头，那可能是一种怠惰”（“刘翔有权受伤,13亿人的期望不该由一个人扛”（《人民网》”）呀、比如“刘翔退赛带来的尴尬与迷乱，必须得到一个清醒的消解与疏导。…中国国民心态，不可能再傲慢地守在自以为是的狭隘现代里，而应该将那些零散的、疏离的个体偏狭的情感与情绪连结起来，转型成一个不断开放的社会必须的精神相通与价值认同，来告别某些错位的焦灼与迷乱，来向世界展示崭新、自信而成熟的国民风范。”（“刘翔退赛是一次梳理国民心态的契机”《重庆晨报》）呀、比如“失望、遗憾和难过都是应当被允许的——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而非像有些人纯属心理变态。…其实，我们仅仅是错过了又一场呐喊、又一次欢呼、又一份由一个人带给全体中国人的自豪和光荣。他们师徒俩呢？我们真的知道他们度过了怎样的四个春夏秋冬？”（“请为举重选手刘翔卸下杠铃”《新闻晨报》）呀，比如，叽里咕噜呀…。

于是，“国民”们懵了，被那些个飞舞的“悲情”谴责着，被那些“人性”的棍子痛打着，皆因为“有些人纯属心理变态”，还因为“中国国民心态，不可能再傲慢地守在自以为是的狭隘现代里”，更因为“把所有期望都压在一个男孩子的肩头，那可能是一种怠惰”。于是，“国民”们昏头昏脑，因为，明明在几天前，并没有人出来指出有可能出现的“心理变态”，也没有人出来说刘翔“有权早已受伤”，更没有人出来预警“梳理国民心态”。

一直以来，“国民”们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呢，有例为证，其一，“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国飞人刘翔目前正在积极备战奥运。谈到打破世界纪录的罗伯斯，…他表示罗伯斯实力虽强，自己还是能赢得比赛。…央视探营记者看到，刘翔训练时还是比较轻松的”（《中国新闻网》）；其二、“刘翔回答干脆：我没伤队友史冬鹏称其训练正常”（《新华网》）；其三、“刘翔放量冲刺仅一目标师父建议休息飞人仍不停”（《东方体育日报》）；其四、“孙海平：刘翔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接近最佳状态了！…可以这么说，刘翔目前的恢复状况很不错，状态已经接近最高水平！”（《人民网》）；其五、“孙海平：十天让刘翔到最佳决赛时让他跑12秒90”（《足球-劲体育》）。

“国民”还能够知道什么，“国民”们不是在这些一次又一次、一日又一日的，从主流平台推下来的信息中，强化着刘翔的健康、实力、训练状况的形象的么，孙教练说“十天让刘翔到最佳”的时候，已经是8月11日，奥运会开幕3天了。如果“国民”们在一年前、两年前就知道刘翔五六年前就已经受伤，并且伤势依然在发展；如果“国民”们在奥运开幕前就得到主流媒体来“梳理心态”，摆明刘翔目前一是在实力上确实逊于古巴小将罗伯斯，二是在伤情上目前确实不容乐观，那么，是不是会对期望值颇高的“国民”提前有一个预警呢。

还有商业的介入，令真实情况更加显得迷离，也许是“国民”们尚朴实有加，对于屏幕上铺天盖地的、色彩斑斓的、投资巨大的各种主流商业巨头们的广告，失去了判断力，相信了那个在屏幕上飞奔的，强健的、阳光的、时尚的“大男孩”形象，那个为运动服装、保健品、牛奶等等商业巨头代言的“金字招牌”，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强化着刘翔的运动实力幻觉。“国民”们却不知道这都是“师徒俩”在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伤痛和寂寞的“无奈之举”。

现代奥运会的一项创举，就是商业化，在“更高、更快、更强”的背后，还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赞助商、转播商要出钱，奥委会、组委会要分成，金牌得主要被产业巨头包装、追逐，而这些支出，都会在进场的观众和购买赞助商商品的公众、“国人”身上赚回来，在商业社会，什么都可以成为商品，这本来没有什么。而主流们却在盛赞商业化社会和商业化运动会的同时，却不容得花钱、花大价钱买票进场捧场的观众、“国人”们有星点的说道，否则就是什么“有些人纯属心理变态”、就是什么“傲慢地守在自以为是的狭隘现代里”、就是什么“可能是一种怠惰”。

刘翔退赛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有没有哪家主流出来指证一下，哪一家主流媒体，包括平面纸媒体、网络门户网站、视听媒体，出来说过什么刘翔的半个“负面”的字眼的？却一叠声地、不约而同地、一拥而上地、不由分说地、颠三倒四地指责“国民”们的这个、那个，这不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么，主流们惯于先把“国民”们树成“心理变态”的，需要他们来“梳理国民心态”的“群氓”，而其们则颐指气使、“理性”万分地表达自己的所谓“大国国民风范”。

其实，冷眼看去，这种横竖都“有理”的现象，恰恰不过是现在的主流们越来越不自信的表现，一旦网络上有些许蚊蚁之声，就风声鹤唳、不堪而起。主流话语权不是在其们手中么，为何如此脆弱呢。

陈洪：中国与全民同在

2008-07-29T01:24:00.000-07:00

地动山摇，山崩地裂。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毁灭了多少繁荣的城镇和乡村。随着地震狂魔的横行肆虐，昔日秀美的巴蜀山川被地震这狂魔扭曲变形得令人胆颤。山崩啦，路断啦，楼塌了，房倒啦，数万条无辜的生命被魔鬼蹂躏。伴随着撕心裂肺痛失亲人的哭泣，美丽的家园只剩下一道道残垣，一堵堵破壁，一块块碎石，一堆堆瓦砾，一张张惊恐的脸庞，和被掩压在断壁残垣之下的沉重呼吸及同胞的尸体。天灾不可拒，生命在大自然的魔掌面前显得那么的脆弱和娇嫩无比。

2008年5月12日，一个令无数国人悲痛欲绝的黑色日子，一场前所未有的八级大地震在四川汶川肆虐。无数繁荣的村镇被掩埋被毁灭，无数温馨的家庭被撕碎，骨肉亲人被阴阳二界所分离。当灾难骤然降临，当家园瞬间成为灰烬，当健康的身躯突然血肉模糊，当鲜活的笑容遽然定格为昨天的记忆，惨不忍睹的场景揪人心弦。绝境余生的灾民在期盼救助，但自古有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面临山崩塌，路断绝，飞鸟难把消息传的绝境。危急关头支撑灾民的唯一信念是党和全国人民与他们心血相连。

天灾无情人有情，十数亿同胞的心为灾区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在震颤剧痛，十数亿双眼睛和耳朵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灾区的点点滴滴的消息。因为我们同为华夏子孙，这惊心动魄的惨祸使全体同胞感同身受。

灾民的苦难更牵动着党中央、国务院和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心。危急关头温总理在第一时间亲临灾区现场指挥。为拯救灾民的生命，中南海的灯光彻夜未眠，总书记亲自布置抗震救灾，十万子弟兵向灾区猛赶。只为能拯救更多的生命。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年轻的子弟兵冒死打通生命救助线。使救灾物质从祖国四面八方源源不断运向灾区，为救助灾民开辟了新的生命线。漫天的降落伞承载着全国人民对灾民的挂念，义务献血的队伍排起了长龙，只为拯救更多濒危的生命。

在灾难发生后，各地民众自发捐款、献血，许多国人甘当志愿者为灾民提供各种帮助，无数的家庭主动表示要收养地震孤儿，女警察用自己的乳汁哺乳灾民的孩子，。当民众自发地用烛光哀悼死者，当民众自发地将赈灾物资运往灾区时，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如一人。多难兴邦，天灾更激发全民族的共同情感。中国向世界证明，我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担当的民族国家，任何力量也割裂不断同胞之间的血肉相连。

今天是全国哀悼日，全民哀悼因天灾逝去的生命，是政府对人民的生命表示最高的尊重。体现了当今政府把这个社会每个人的生命置于最高的价值地位，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全民哀悼，更是凝聚生者抗震救灾的信心，表达“我们与中国同在，中国与我们同在”的坚强信念。坚持信念将使将使人民与党和政府紧紧抱成一团。坚守此信念，生命才能战胜更多的灾难，但愿此信念能伴随我们真正走向幸福和谐的明天。

2008年5月19日星期一

写于全民哀悼日

陈洪：道德底线滑落，催生“艳照门事件”的发生

2008-07-29T01:23:00.000-07:00

去年假虎案的余波未平,今年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又风生水起。因电脑维修导致风流演星陈冠希电脑内数百张风流艳照被盗，以致引发轰动全国并吸引无数国人眼球的“艳照门事件”。受“艳照门”影响，涉艳女星近来因一直处于非议的风口浪尖而伤痕累累。主角陈冠希也因艳照所累，立刻就损失了上千万元的广告收入，并从演艺圈中引咎出局。

但事件的影响却远非只影响几个明星这么简单，由于网络传递的快捷性和广泛性，使少数明星的隐私迅速演变为一场影响国民价值观的重大事件，有关部门迅速反应，将艳照定性为黄色图片，对传递、收藏艳照图片达到一定数量的公民给予治安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但艳照门事件的风波依然不能平息。警方加大查处“艳照门事件”照片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部分人的窥探明星绯闻隐私的猎奇欲望，少数人为一睹明星艳照及激情视频中女士嘴角含春、搔首弄姿的风采，据说有些地区曾一度将艳照门光盘炒至上百元一张。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湖南一龙姓女子就因贩卖艳照门光碟在海口被抓。

网络中一篇文章中写道：“耐人寻味的是，艳照门事件中，几乎每次神秘放相人“奇拿”公开视频之前，都对应着警方在网络中的严打举动，更有一些香港网民到警署抗议此举“侵犯网络自由”。而用广州网友“龅牙肯特”的话说，警方喊不许看的声音越响，就像是在做广告一样，大家越想去看一看照片是什么内容，有些赌气、反叛的意思。光靠堵是不行的。柯惠新认为，网络管理不能一味施强压”。由此又引申出了如何提高公众道德底线，使公众道德底线与公众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一个新的话题。

对财富的追求促进了“眼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传统道文化和德理念进行全面颠覆的“灰色文化”使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淡漠。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招徕观众眼球成了各类媒体追求经济效益的唯一手段，许多媒体为增加收视率和点击率，多方制造各种耸人听闻的噱头或大肆开展造星，捧星、追星节目，各种超女猛男应运而生。勾引无数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竞相投入其中。为追名逐利，娱乐圈中绯闻不断。使年轻一代的人生价值观被严重扭曲。使整个社会走向空虚和浮躁。还有学者将这种空虚和浮躁冠以“美女经济”的雅号。可以说，“艳照门事件”是这种社会环境下的必然产物。而网络的作用仅使这种空虚和浮躁得以加速和放大。所以，公众道德底线滑坡的责任更应由政府和主流媒体承担。

“眼球经济”需要绯闻和艳照，明星艳照给网络和各类媒体增加了绯闻话题，对崇拜金钱而缺失信仰的人们而言，追求金钱及男女苟且之欢便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为追求一夜成名而暴富的效应，一些默默无闻的少女或委身于人，或不惜在网络和媒体中自曝隐私和展示青春的身体，希望“一脱成名”而挤身于上流社会之中。因而娱乐圈中许多明星自身难免存在诸多隐私和绯闻。

一些媒体为吸引观众和读者眼球，不惜将明星的诸多隐私抖落在公众面前，将明星的隐私变成公众茶余饭后议论的绯闻。与此同时，明星们更愿意使自己永远处于大众的视线之中，有道是“无绯不红”嘛，为扩大自己的知名度许多明星也愿意制造更多的绯闻来吸引大众的目光。

于是乎，媒体满意了，他们的收视率得到了提升。明星高兴了，他们的知名度和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大众狂欢了。明星的绯闻变成大众的娱乐、因而为百姓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官员放心了，低俗的娱乐使百姓忘却了生活的艰辛。但与此同时，社会的价值取向被扭曲了，人们的道德底线堕落了，最终全社会和陈冠希及涉艳明星的家庭和网民都受伤了。但艳照门事件的终结绝不能依靠政府的堵截和对网络的施压，而应靠政府和主流媒体对社会价值取向的重新修正，使公众的道德水准得到提升。否则，新的“艳照门事件”仍将层出不穷。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三

陈洪：失业闲人话和谐

2008-07-29T01:22:00.000-07:00

二会以后，在互联网上看到了政府要关注民生，加强政府官员廉洁，提高政府效能，等话题。但给我的感觉却有点像胡温等新一代领导人在唱独角戏。尽管新一代领导人和网民对此类话题的热情很高，但却难见“二会代表们”提出有分量有见地的议案。我戏称，如今的代表们大多只对下水道，留泥井等细枝末节问题感兴趣。其实如何建设精简、高效、廉洁、公正、诚信并愿接受民众监督的政府，远比对细枝末节的问题的关注更为重要。对此，我本不想参与评论，在二会期间，我看到一女政协委员提出“《女性经期是否应有法定休假》的议案”，我糊涂了，这位女委员究竟是为了自己每月能多休二天带薪假期，求一已之私利，还是真正为全国的妇女谋取福利？假如此议案被通过，吃财政饭的女性自有纳税人为她们的经痛买单，但谁为耕作于田间的农妇，为生计奔忙的女性小商贩、在餐馆和工厂忙碌的女工、失业的女性的经期买单？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女性就业机会远比经期放假更为重要。非财政供养的女性敢享受每月二天的经期假吗？3月22日，国家统计局官员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发言中指出，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但这位官员却不提年薪6600万元的中国平安掌门人马明哲和庞大的官员们的高薪高福利及政府官员的奢侈消费所带来的通胀压力。从以上二件事例给人的感觉是，以人民的名义为已争利，遇到问题且将责任都归于别人而不寻求自己的责任，已成为了部分公仆的习惯。看来，新的领导人愿望的实现的确任重而道远。

人民的政府关注民生，保持政府官员廉洁，提高政府效能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现实却是官商联姻，官富民穷，从网络和媒体中我们时常看到，繁荣一座城，倒下一批官，但繁华的背后却常常是工人下岗，农民工讨薪，如今更是物价飞涨，底层民众生活日益困苦，每天数着那三、五元零散钞票，盘算着节衣缩食的宏伟规划，我虽不敢说“民不聊生”，但居于城市底层，享受“幸福的失业生活”的我，却时常感觉聊生难，难于上青天。

贫穷、失业、通胀、及因政府官员涨薪所带来的应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的上涨，使失业者面临多层苦难。因国有资本所控制的垄断行业和受政府控制或影响的产业及行业为获取高额暴利使上游产业产品及公共福利产品价格大幅飚升，客观上挤占了民营资本和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石油、电力、钢铁、通讯、铁路运输、高速公路、银行、广播电视、医疗卫生、教育部门及由政府控制土地供给的房地产业，那个行业不是财源滚滚？有人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咱政府控制了土地这“吐金屙银”的财富之母，还掌控着税收、罚款、股市、金融等调节工具。咱们的政府想不发财都难。所以，各级政府的办公大楼、公寓才能一座比一座高，一栋比一栋豪华漂亮。官员的车也日益增多，排气量越来越大。

近日在网络上一篇文章中读到一段话真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多年来，医疗、教育、住房这“新三座大山”就是各级政府协手垒起来的；“从摇篮到坟墓”的乱收费积乱难理、积重难返，也与政府部门直接相关；“老实人怕警察、警察怕邪头甚至包庇邪头”的日常“黑社会现象”比比皆是；每个“黑心”工厂主后面都不同程度地晃动着“政府保镖”的高大身影；一条条污染的河流边是一个个受政府怂恿的企业。】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几位专家写得更为精彩和透彻：【所谓的“改革”通过狂飙突进的“化公为私”，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将中国的社会结构重新定型。如果是自然“瘦身”，国企“瘦身”要花50年；事实上后来权贵集团用各种软硬兼施的办法，残酷无情地在短短几年里就基本完成了国企“瘦身”，于是数千万中年职工被推到失业的境地。与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相对照，政府对官员群体的利益却百般温情地照拂有加，在一些城市甚至为机关干部们发放“健身津贴”、购私家车补贴等等。它的选择是，依靠少数人的拥护，以牺牲多数人利益的方式，建立和巩固“新”体制。这个“新”体制并未真正地转型，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而已。有人对“改革”的结论是：“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堕落为当权者用来剥夺亿万民众社会福祉乃至生存资源的借口，人们对中国这种以统治者自利为目的的改革怀疑日深，‘改革’神话日渐褪色，到了近两年几近破灭。”】

结合我十年下岗，如今失业的现实困顿生活，我更能感受这二段话的精彩。二万元工龄卖断三十年工龄，一个普通公务员一年的工资和福利就能把二名为共和国奉献三十年的工人赶出工厂，让他们在社会流浪。在高物价的今天，年满五十，无所收入的失业老工人，每月还要为交纳高额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而暗自神伤。2007年4月，只因长沙市人民政府规定“无房产证的穷鬼必须交纳1000元押金才能进行“数字电视”转换”，否则只能收看4个乏味的频道，咱估计，可能在今年之内，失业者的电视机就要到床底下歇凉。

再看看代表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去年初只因小盘股涨幅超过“大盘烂筹股”的涨幅，政府或许是为了协助大型国企从股市圈钱，或许是为了从股市圈取更多的印花税，一埸半夜加税的闹剧使中小股民的股票在短短的数天内被腰斩，随后所谓的国企大盘股和蓝筹股涨势如虹，无数的大型国有上市公司也顺利的从股民手中圈到亿万真金白银，政府去年从股市中也圈回了2005亿印花税，但再看看今天的股市，在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国企大盘股和蓝筹股的引领下，短短数月，随着上证指数已近腰斩，不知多少万亿的市值灰飞烟灭。正如联讯证券首席分析师文国庆所言：“中国资本市场如果不努力建立公正、公平的机制，就很容易变成强势群体洗劫社会财富的场所，尤其是在腐败严重、制度不公的背景下，这样的局面更有可能出现。过去剥削财富还是‘实物领域级’的，现在变成了‘金融领域级’的，而金融领域的掠夺财富比实物领域的掠夺速度要快10倍，掠夺规模要大几十倍！如果人大及政府部门不尽快制订和建立维护市场公正的法规及监督机制，那么中国股市就会成为一部巨大的洗钱机器，资本市场反而成了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比如中国平安再融资如果批了的话,一夜间落入口袋上千亿,而同时许多老百姓一辈子挣的养老钱、救命钱就在股市上被洗劫（基金的钱也大多是百姓的）！如果股市被设计成了特权阶层利用优势渠道劫贫济富的机器，那么整个社会就将更加不和谐！”

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农业和民营资本经营的非垄断性产品利润被大幅压缩。由于原材料成本及运输成本的大幅上升，致使农民增产不增收，许多农民只能流落异乡外出打工谋生。加之民营资本涉足的行业竞争激烈，产品价格的涨幅远远跟不上垄断行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下岗工人和农民工虽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力，也曾使民营资本一度繁荣，但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廉价的劳力也无法化解企业成本的上升，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使一些企业只能以压低工人工资和拖欠民工工资而使企业苟延残喘。不少业主只好关门歇业，故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幅度远远落后于依靠财政收入养活的公仆们。从而造成官富民穷的社会现实。

诚然，当今中国也有一大批富人不是出自官宦，但如果他们不与官员拉上关系，不依仗权力这根点石成金的魔杖，他们能迅速暴富而坐拥数千万以至数十亿家财吗？人类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不少巨商大贾，如排除利用权力疯狂敛财而暴富者外，绝大部分富商都是通过几代人的辛苦奋斗才积攒百万财富。恐怕只有在中国这个“英雄辈出”的国度，才能在短短的几年或十多年时间内，迅速制造出一大批拥有资金数亿的富豪吧？但如果不利用权力这根魔杖，不采取权力索贡，商业行贿、官商结合、化公为私等手段来掠夺全民共有的资产。单凭一已之能，一已之力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合法的经营手段来聚集如此巨大的财富，这恐怕只是天方夜谭吧？

有人说：在“坏市场经济”下，在背离社会公正的“改革”过程中，最明显的社会现象就是腐败横行。专家们有研究，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每年的“寻租收入”（即“腐败成果”“权力索贡”），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到30%。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中计算中国的“寻租收入”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到15%。当然，“腐败成功”的精确统计总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普通人并不需要这样的数字，也能从日常生活中了解腐败的无处不在。

改革过程中的种种偏差导致各种各种矛盾陆续体现和暴发，但因政府和官员是这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故许多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目前这些矛盾和问题已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影响了民众的生活，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和民众虽有改变目前困境的愿望，但无奈积乱难理，积重难返。因为官商结合已成为了一种习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政府已是最大的商人。但商亦有道呀，明代著名商人王现曾说过一段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数百年前的商人，把修德之行与取利之途之间的关系洞察得如此透彻，境界标立得又如此高远。当值得如今的执政官员和获利阶层反思。

世存公平，人怀道义。是千百年来底层民众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获利阶层要保存己获之利，当学会利以义取。义利思想是古代成功商人的精神价值观，古人云：“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当然，要官员放弃既得利益已是万难，但假如当今的获利阶层也有古人之思想境界，何愁不能化解部分社会矛盾，又何愁不能名利双收？

我乃一介失业闲人，期盼新一代领导人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早日建成。但和谐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需要全社会各阶层的协力同心。可能有人认为和谐的首要问题是教化民众，禁民之声。而我认为，和谐的首要问题是，精机构，抑官欲，禁官奢，让官利，修官德，开民口，重民生。否则，物价飞涨，民生困窘，讹言四起，风声鹤唳，人耳惊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失业的百姓被奸黠之徒诱之以财利，煽之以谣言，和谐大局将不可复问。

2008年3月30日星期日

陈洪：盘点逝去的2007年

2008-07-29T01:21:00.001-07:00

又是一个风风雨雨的一年过去了，转眼间又是送旧迎新，接鼠送猪的新年旧岁交替时分。尽管是岁岁年年花相似，但却是年年岁岁草不同。作为国家之栋梁，民族之精英的社会主流人群仿佛是根植于肥田沃土的富贵之花而枝繁叶茂。但作为国之弃履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则犹于贫瘠荒漠中的狗尾巴草在旷野中自灭自生。花团锦簇的世界自有精英栋梁文人墨客去描绘，我这生于荒漠旷野，长于岩缝的犹于野草之人嘛，只能去描绘有草根之称的城市贫民在即将逝去的一年中的生存之情景。为避免有为“和谐社会”抹黑之嫌，我仅以自己的在将逝去一年中的经历和感受出发，为自己做一个年终总结。

纵观全年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如何我知之不多，因为长达八个月我已基本上没看什么电视，但仿佛听说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听说有一批贪官被重判。还听说民生问题已成为了十七大重点关注的话题。这些都仿佛使我们感觉到了些许曙光和希望，但作为更加关注眼前生计的我们，却更加关注目前的柴米油盐和肉菜价格，因为，我不能在渺茫的曙光和希望来临之前冻饿倒毙，曙光只属于能熬过漫漫长夜的人，而希望只属于幸存者。所以，作为有重大生存危机的失业者，更关注今天的生存成本。

春节后，我和我厂的全体同事共同完成了一次身份转换，由下岗工人变成了失业人员。政府规定，工龄补偿费第一个十年为每年补偿500元，十年以后的部分每年补偿900元，但最高不能超过二万元。老汉我计算了一下三十二年工龄嘛，年均补偿费为625元。您说，工人的命贱不贱？后几经争讨，协商，总算全厂职工又补发了几个月工资，弄了点什么签字费。唉，年轻力壮为国尽粹，年近五十流浪社会，这其中的辛酸苦楚谁能体会？

根据有关社保规定，职工失业后，按每年工龄可领取一个月失业救济金，但最长不可超过24个月，依此规定，我这有三十多年连续工龄的失业者，在此二年内，每月可领取533元失业救济金。按说，这每月533元的失业救济金可比去年每月230元的下岗工资高多了，但现实却是，我们比过去更加贫穷。

各位看官可能会说我胡说八道，明明每月增加了一倍以上的收入，如何会比昨日更加贫穷？各位稍安莫躁，且听我细细说来。

失业前，我们算下岗工人，每月虽说只领取区区230元的下岗工资，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却由原单位缴纳。这230元的下岗工资可算是实得。但失业后，每月的养保和医保却必须全部自缴，今年我按最低标准缴纳了4100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按每月均摊，平均每月负担341元。如此以来，每月实际收入仅剩下192元。全年收入2304元，平均每天可用于生活开支的金额为6.31元。

按今天的物价猪肉14元一斤，液化气111元一瓶，米1.60元/斤，杂牌调和油64元/瓶（4.5升）计算，192元可买猪肉13.7斤，或可换回液化气1.6瓶，或购买食油3瓶。或购米120斤。而30年前，本人工资32元/月，房租每月一元左右，每月可购回大米220多斤，或购肉35斤，或购菜油30来斤。二相一比，唉，咱算是辛辛苦苦三十年，生活不如改革前。

192元的月收入，无论如何也无法维持一个光棍家庭的生活开支，生存必须的资金只能从微薄的工龄补偿费中开支。眼见得物价上涨，以后每年应交纳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也要相应上涨，我不知这可怜的工龄补偿费还能支撑多久？当二年的失业救济金领取完毕后，退休前的最后九年我们凭什么生活？这九年的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我们用什么交纳，因为我已毕竟是年近50的人，社会已向我关闭了再就业的大门。曾听说长沙已消灭了零就业家庭，听到此消息我不禁笑出了声，我光棍一个，一人失业，全家失业，最少长沙还有我这一个零就业家庭，也真不知道长沙这报喜不报忧的消息中有多少水份？

活了五十年，如今我才明白，人生的真谛嘛，不外就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什么远大理想、人生抱负，最后终归都要落实到“钱”上。这年头，有钱能使磨推鬼，无钱七十当乖孙。你看，商人经商取利，“学者”摇舌鼓唇，“精英”为已加薪，官员以权经商，贪官受贿敛财，谁不是在为铜钱打拼？你看那无数莘莘学子狂叩公务员大门，究其原因嘛，不外乎是公仆待遇优厚，职位安稳。

失业者不外乎是没有养家安生的职业，没有多余的财产保证未来的生活，脱离正常的社会组织，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没有精神归属感，但合法的栖身于繁华闹市的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赖以自豪的一切，摩天大楼、豪华剧场、名胜古迹、豪华轿车等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能对任何人说“这是我的城市，这是我的豪宅，这是我的东西”。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背街小巷的陋屋中为明天的米钱唉叹，他们唯一能享受的只是繁华城市高价的米菜油气等生活开支和官贵之人鄙夷的白眼。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他们只能从事些诸如“摩的”和“街头小贩”等备受打击的“灰色的产业”。但有时为了找回所谓的“自尊”，他们也要尽力的装成有钱人并欺负比他们更可怜的人。

实话实说，2007年我可是最遵纪守法的失业者，尽管收入减少、物价暴涨，但我却为了新中国的“和谐”与稳定，俺宁可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却楞是没上街跑一天摩的。咱交纳了数百元的摩托车年检年审费用，却听任摩托车蒙上巨厚的灰尘，您说，我算不算一个良民？

法律为平民百姓而定，“遵纪守法”是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根本保证。在过去的一年中俺通过网络看到了部分街头小贩被打被罚以至身体和财物受损的照片和文字，近日又看到天门市城管打死无辜市民的报道，使俺胆战心惊，所以但有二餐簿粥，俺绝不敢上街从事“非法营运”。

或许有朋友会说，老陈啊，你不跑摩的弄点灰色收入，单靠工龄补偿费补贴家用那可会坐吃山崩呀。这话没错，我知道这工龄补偿费在物价高涨、银子大幅缩水的今天支撑不了俺几年的生活开支，但俺还是快快乐乐的过好今天的日子吧。不是有句古语说，人生失意需尽欢，莫使泥樽空对月吗，咱还是能混一天且混一天吧。俺穷人的宗旨是得过且过，非到山穷水尽时，俺决不铤而走险的去赚那充满风险的“灰色收入”。因为如今的执法者心黑手狠，俺但有二餐稀粥，就犯不着与他们周旋或拼命。俺饱写风花雪月，饿写人生百态与世态炎凉，却也另有一番生活的情趣。从以上表述我自我感觉为，在过去了的一年中，我应算是遵纪守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模范。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猪年给我的感觉是天塌了。2007年由于猪肉及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及随后因石油制品价格上涨所引发的液化气价格的大幅上涨，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趋艰难。俺们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可以不买汽车不购房，也可以破衣烂衫渡严寒，但却避不开一日三餐。所幸猪年水未涨，电未涨，俺还可以一勺清水炖稀饭。但俺的厨房却一年未曾再飘过肉香。最可怕的是政府为减低物价上涨对公仆们心理的冲击有可能对公仆们大幅加薪，此举将有可能引发社会平均收入的大幅上升和物价的继续飞涨，俺这没人给我加薪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每年将负担更多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在物价上涨和“二保费用”巨增的双重压力下，俺未来的命运将更加苦难重重。贫困潦倒、晚景凄凉将是我们这些昨日的产业工人的最终命运。唉，但愿今天的打工者不再步我们的后尘。

说来我这光棍失业者可能比同龄的失业者幸运。没有家庭的拖累，没有养家的负担。当然也就少了几分对家庭的责任。因而我不需为三升米而对权贵唯唯诺诺，只要人穷志不短，咱也能享受贫不丧志的快意人生的无穷乐趣。俗话说，光棍吃饱，全家不饿，光棍出门，全家旅游。加之本人还算有几分人缘，陪俺品茶聊天之人也不算太少，近年更有记者、网友、学者时常光临寒舍，生活却也不算冷清，更兼有部分来客常拉咱去茶馆酒楼小酌慢饮，即解孤寂心灵之困，又饱口腹之欲，使俺得以创造近一年的时间吃肉不买肉的中国奇迹。加之本人平日持家有方，常以稀粥馒头大路蔬菜裹腹充饥，故在物价高涨的猪年，俺的生活费用并没有太多的增长，由此，可以证明，光棍是有助于社会和谐，家庭稳定的。但不知拖家拉口的失业者们是如何渡过这“秋旱春荒”的时节？也不知他们是否也有吃肉不买肉的幸运？更不知他们是否赚回了鼠年应交纳的数千元“养保、医保金”？唉，咱苦命的为了共和国繁荣“献完青春献饭碗”的中老年下岗失业者，俺可不敢再丢掉“养老保险”这道最后的生命延续保证。因为我们不再年青，已失去了再赌一把的最后本钱。

人说，年纪大了，总有些疾病缠身。但老天对我却算照顾。十年下岗失业，却没进过医院大门。今年偶有几次感冒发烧，一瓶价值数元的“感冒清”伴我平安渡过了春夏秋冬。嘿嘿，这点俺比那富贵病缠身的有钱人幸运。

良好的身体来源于良好的心态。纵观全年俺以玩的心态走过了就业无望，物价飞扬的猪年霉运。年初受南京电视台邀请，我免费去了一趟南京。五月受一政协委员之邀去岳阳观赏了二天洞庭美景。金秋时节列席一民间文化研讨会议，顺带游览了长沙近郊农家乐性质的“百果庄园”，岁末之际受网友邀请免费参加了一次平江自驾旅行。年尾跟随新结识的驴友横穿江西登上了位于赣浙边界的“三清山”峰。没想到我这五十的老汉居然与年轻人一样，能背负容积60L登山包爬上那海拔1800米的峰顶，并在气温低达零下5、6度山坡上宿营。此次往返一千多公里，历时三个昼夜的行程包括车费食宿及向导费用，人均开支仅380元，嘿嘿，假如全国的旅行者都像驴友这样AA制的自助旅行，我估计旅行社的老总们可能会要急得半身麻木，手脚抽筋。还真别说，我欣赏这种没有商业利益的驴友自助团队，领队和老驴是团队的骨干，他们凭借自己无私的奉献和人格力量却能获得全体队友的尊重和拥戴，使一支临时组合拥有不同职业和身份的人能紧密团结在一起，这一切即没有领导的任命，也没有利益的收获，只有无私的奉献。“团结互助和集体精神”是驴友团队的灵魂。参加过二次驴友活动后我暗想，假如我们的官员也有点奉献精神，假如我们的社会也有团结互助和集体精神，我们的社会一定比现在和谐，我们的人民一定能更多的分享正义与公平。

外出游玩只能是俺生活的片断和插曲，更多的时间嘛，我还是独坐家中。初始也曾数次外出求职，但总因年龄大，文凭低被人宛拒而回转家门。为打发空虚无聊的失业生活，电视便成为了失业者和贫困人群生活的重要伴侣。但长沙市人民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并未增加一个电视频道，也没改善有线电视收视质量的前提下，四月初强行在全市完成了数字电视转换。原本近二百元//年的收视费可数台电视机同时收看电视节目，如今一台机顶盒却只能限于一台电视进行收看。但收费标准却大幅提高。最可恼的是长沙市人民政府推出一条欺压穷人的规定：无房产证的穷鬼要交纳1000元机顶盒押金才能进行数字电视转换。我曾数次就此事进行评论，但强权政府却置若罔闻，只因群众利益无大事，我家至今尚未开通有线数字电视。唉，党的声音不让听咱就不听吧，俺每天收听免费的“美国之音”也能知晓世界大事。是长沙市政府官员在逼良为娼，强逼我这无所事事，没有房产证的失业者以收听“美国之音”来打发时光。

当没有电视节目来愚乐我们时，我便自己娱乐自己。咱时而在博客或论坛中写点文章练练文笔，时而带台照相机去街头巷尾拍繁华的街市和政府的豪华大楼，或拍点街头公仆执法的场景和与执法有关的标语，也拍些街头小贩和穷人的生活。以备将来写文章时能用真实的照片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为提高相片的质量，我又找出一堆图片处理的书籍进行学习，面对生涩难记的专业图形处理软件Photoshop CS，我在玩中学，学中玩，目前虽不敢说已全面熟悉精通Photoshop CS，但却也却渐入佳境，能用Photoshop对失败的照片进行一般处理，不瞒您说，俺二次外出游玩拍摄的照片上传至一驴友网站，点击率还算不错。当然啦，咱学照相，学图片处理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能在不久的将来能用一台相机、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和一台摩托车边外出谋生，边游山玩水收集各地风土人情及江河山川美景。当俺年老体弱不能外出时，在家写点文章以图自乐。如能骗点稿费嘛，那更是意外之喜。

总之，在已过去的2007年中，我完成了从下岗到失业的重大人生转折。面对生存资料的巨幅上涨和个人收入巨幅下降所带来的恶劣生存环境，我这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并游离于党组织生活之外，被长沙市政府禁止收看数字有线电视的失业党员，依然从“美国之音”中收听到十七大关注民生提倡重建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诚意，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我顽强的活过来了。并活出了失业者的志气。纵观这过去了的一年中，我虽接受了人民群众的请吃请喝请玩，但我不嫖娼，不赌博，不贪污受贿，不腐化堕落，也不搞非法的“摩的营运”赚取“灰色收入来饱个人的口腹之欲，在无人请吃的时候，我响应中央的节约号召，坚持“清煮萝卜，稀炖粥”的基本原则，为城市贫民和下岗失业者做出了良好的榜样。当然，在已经来临的2008年，我一定再接再厉的苦中作乐，玩出新水平，玩出新花样。

2008年1月12日星期六

台湾人来看看全球战略形势

2008-07-18T02:00:00.000-07:00

(新华网)

台湾人不要一天到晚沈迷在「蓝绿对决」上，不论是蓝是绿，都不能主导台湾的命运。有史以来，台湾的未来，从来不曾操在台湾人的手中，台湾的命运，也从来没有被台湾人决定过。400年来台湾的命运，一向是由列强决定。台湾人必须学会，如何在列强的夹缝中，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怎么去争取呢？台湾人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宏观地看世界。

全球有四大热点，依照重要性，它们排列的次序如下：中东、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与南亚。这其中，「中东问题」无可争议地排在首位，远非其他三个问题，可以相提并论。

「南亚问题」，是两个穷国之间的纠纷，是英国佬50年前故意种下的祸根，基本无解。好在南亚没有什么战略资源，缺乏大型战争的动机，外国对这两个人口众多的穷国，也没有多少兴趣，所以问题不至於太严重。基本上，印度强，巴基斯坦弱，自从双方都有核武后，开战的机会变小，战争扩散的机率更小。穷小子真要打就打吧，反正他们的外贸不大，对世局的影响限于局部，就是印度半岛本身。

印度虽然强于巴基斯坦，但是本身有种族和许多社会问题。要知道，印度自古以来，就是几十个独立的王国，印度是靠英国殖民才“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非常薄弱，远非铁板一块。印度脱离殖民统治是和平式的，也就是说，是英国自动放弃的。这种没有经过武力斗争的独立，本来就缺乏团结的基础，而英国更在放弃印度次大陆的过程中，故意留下火种。所以印度这个国家，它的内部是非常松散的，缺乏凝聚的向心力。印度，若是仗打久了，或打大了，就很可能导致本身的分裂。

「台海问题」，虽然牵涉到中、美、日三方的利益，但是中国有地缘、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优势，构成主宰的力量(dominant power)，所以有解。「台湾问题」不但有解，而且趋势明显。两岸的统一，只不过是时间问题，10年左右就应该见分晓，至迟不会超过20年。绝不会如宋楚瑜说的，拖上40年，这是政客为了选票，安慰百姓的场面话，老宋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两岸的分裂，基本上是外国的武力介入，所形成的军事平衡，一旦这个军事平衡被打破，两岸必归统一。而且经由武力所得到的统一，是最稳固的，一旦形成，美国和日本固然心服口服，独派份子也自然得到清除，大家都没有话说，不会有香港回归那种后遗症，譬如外国势力透过李柱铭、陈方安生这种人，所制造的永无休止的纷扰。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拖一天是一天，不到最后不放手。但是在拖不下去、面临摊牌的时候，美国不会有坚持，因为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更确切地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任何不可取代的重大利益。其实说穿了，台湾对美国最大的利益，就是「拖住和牵制中国大陆的发展」。所以，台湾人如果真的要闹，最好现在就闹，趁大陆羽翼即将丰满之前，大闹特闹，五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从某个角度看，美国势力完全退出亚洲，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亚洲将处于不稳定状态。美国的退出，必定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如果日本不肯主动向中国低头，中日很可能爆发战争。一山不容二虎，亚洲谁是主、谁是从，多半要靠战争来决定。历史上，中国和日本在朝鲜半岛，曾经有过三次大型战争，分别发生在唐朝、明朝、与清朝，战绩是中国两胜一败。至于下一次中日在朝鲜半岛的战争，会发生在什么时候、规模会有多大、胜败会如何，就由大家自己想像好了。

「中东问题」最为复杂，也是全球真正关注的焦点，其重要性远在其他三个热点之上。其他三个热点都是区域性的，但是「中东问题」是全球性的。「中东」是全球列强角逐的焦点，原因有二：石油资源和战略位置。而所有中东国家之中，伊朗最为关键，因为她的战略位置最突出。伊朗控制权的归属，将决定本世纪列强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

如果你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以色列与真主党的战争，根本不可能是主角。诸如真主党会不会被以色列消灭、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何时到达、贝鲁特市中心会不会受到攻击．．．．等等之类的臆测，根本是无足轻重的无稽之谈。黎巴嫩，这个地中海边的明珠，只有一万平方公里，除了建筑石材(limestone)和一点点铁矿，什么自然资源都没有，主要收入是靠观光。以色列，就算是占领了整个黎巴嫩，又怎样？这场「以黎之战」大家真正关注的，不是「以黎之战」的本身，而在是不是会引发「伊朗战争」。「以黎之战」不过是前戏，「伊朗战争」才是列强真刀真枪的主戏。「伊朗战争」属于世纪之战，以色列是做不了代理人的，主角必须亲自登场。

伊朗的石油蕴藏量，占世界的9%，更重要的，是它的战略位置。伊朗的位置，西面控制霍木兹海峡，这个非常狭窄的海峡，是整个波斯湾的出口，两个飞弹营，就可以卡住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运输；南面是浩瀚的阿拉伯海，连结印度洋；北面是里海，里海的四周都是盛产石油之地，其蕴藏量仅次于中东，而且尚未大量开发，所有工业国家的眼睛，都盯著这块地方。

再看一下伊朗的地理环境，1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属于中大型的国家，她是俄国的南大门，中国的西大门，中亚能源的最佳出海口，战略地位何其重要。

美国如果控制伊朗，就可以立刻摆平阿塞拜疆、土库曼、哈萨克、乌兹别克，这些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小国，然后用管道，把里海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经伊朗出印度洋，运送到世界各地，因此就可以直接控制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能源。要知道，美国的海军举世无匹，任何战略物资，只要能够运到海上，就没有人能跟美国抢。

我们必须认清，引发「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海珊（侯赛因）决定伊拉克的石油输出，要以欧元计价，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傲视全球的强大美军，是为美国经济服务的，伊拉克的命运就此决定。如果美军能够控制伊朗，美国就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石油的分配权，美元就是世界石油贸易的当然货币，欧元必定因此被弱化。想想看，本世纪的世界货币舍「美元」其谁？到了这个地步，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霸权，就可以确立了。

上面两段话里面的「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如果」。问题就在，美国不经过战争，是不可能控制伊朗的。如果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失败，伊朗就有可能被中国控制，或是成为中国的铁杆兄弟。那么中国不但可以享受里海区的能源，而且战略上，控制波斯湾的出口。这就等于间接掐住其他所有亚洲主要国家的脖子，包括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特别是东亚的日本与韩国。

中国是陆权大国，解放军在陆地上，目前没有对手。基本上，只要解放军的后勤，能够支援到那里，中国的军事力量，就能够到达那里。

哈萨克，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对哈萨克的外交经营，很早就开始了。【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在全球列强博弈中，所下的最妙的一手棋，对未来国际势力范围的划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今天北京─兰州─乌鲁木齐─阿拉山口的铁路，早已完成。如果中国能够继续修建铁路，从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再连接哈萨克的铁路，直达里海边，美国就不敢对伊朗动武。单仅这一条铁路，中国就可以搞定伊朗。

除了新疆北面的阿拉山口，目前中国的铁路，已经建到新疆极西部、帕米尔高原的重镇，喀什。中国计划从喀什，再修建两条铁路，一条北上经吉尔吉斯坦，到乌兹别克，另一条南下到巴基斯坦，再由巴基斯坦的铁路，连接到伊朗。中国经营中亚和西亚的战略蓝图，已经清晰可见。

中哈油管已经建成，哈萨克从上个月起，开始对中国输油，年输油量将达到2000万吨。新疆，不久就会成为中国西部的石油工业中心。在油料后勤获得充分保证后，中国很有可能会把兰州军区，移到新疆的乌鲁木齐，中国的战略部署，因此将向西前进1000公里。

中国是大国，仅靠陆军，是不足以保障她的全部利益。中国用强大的陆军，稳住西面的能源，但是东海和南海的资源保障，必须依靠海军。中国最近这些年来的军事建设，主要也是在海军和空军，尤其是海军。大陆已经启动，自从明朝郑和以后，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建舰计画，建舰行动几年前就开始了，但是还没有达到顶峰。

中国海军，不走航空母舰的路，潜艇舰队，将是中国控制海洋的主力。这个发展方向是对的，因为潜艇不但可以运用狼群战术，歼灭大型水上船只，而且潜艇是唯一可以单艇作战的船只，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和作战思想。想想看，以中国人的战争智慧，庞大的海底狼群，是很难被发现的攻击力量，神出鬼没又看不见的潜艇，是最难对付的，尤其是速度快、几乎有无限续航力的核子潜艇，这是美国和日本开始恐慌的真正原因。估计中国的海军，十年后将在亚洲称雄，不论有没有台湾，日本都不是中国的对手。

中东局势，牵一发动全局，是真正全球政治舞台的主角，台湾在中东局势的变化下，不过是一颗小棋子。在科技的演进下，台湾能够发挥的战略作用，譬如封锁大陆的海军，将越来越小。如果国军拥有质的优势，台湾是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如果国军质和量，都居于劣势，台湾不过是一只躺在地上待宰的羔羊，成为美国的负担。目前，国军在质量上的劣势，正在拉大，美国今年同意售给台湾66架F16C/D型战机，就是为了弥补两岸空军迅速拉大的差距。

台湾的媒体，眼光非常短浅，多年来，幼稚和无知的作法，严重误导人民，把整个小岛上的2300万人「白痴化」。台湾人，完全不注重国际局势，也看不懂国际局势，每天在小岛上，享受陈水扁家庭上演的连续剧，成天搞「蓝绿对抗」的荒唐游戏，真是可笑到了极点。

台湾人，在国际现势的认识上，是非常肤浅的，迷信美日的军事力量，轻视大陆的军事发展。台湾人，只看到美国的航空母舰，在海洋上巡弋，但是看不到、也不会重视大陆在战略铁路上的精心经营。你说，台湾人对国际情势的判断，怎么可能不发生重大错误。台湾人，跟在美国和日本的屁股后面，瞎整一通，完全看不清中东的局势，和未来对全球的影响，胡乱呼叫张三、李四是恐怖份子，又盲目相信王五、赵六，是有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然后把这些政治意识形态，无限上纲，就构成自我安慰的力量，从而得到心理麻醉。

还记得吗？3年半前，扁政府那个头脑不清的外交部发言人石瑞琦，公开发表政府声明，要求海珊，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拉克，以避免战争。这是台独政府，缺乏宏观政治视野的典型例子。

想想看，2003年的3月，在超强剑拔弩张、列强鸭子划水、弱国坐山观虎斗的紧张时刻，陈水扁政府抢在其他国家的前面，表态支持美国，并且对美国待宰的猎物，大声吆喝，是一种懦弱的、几近无耻的小人心态。这个台独政府，既领导国家，但又不知道国际上自己有几斤几两，既没有作战的胆量，又胡乱放话，既躲在美国身后，又决定强出头，既看不清国际大环境，又不肯放弃任何在国际上能够为台湾露脸的机会，这算什么玩意儿？痞子政府在岛内耍无赖，可以鬼混下去，但是痞子政府永远上不了国际台面。这种不成体统、没有章法、乱七八糟的外交政策，迟早为台湾人民带来滔天大祸。

台湾人，若是不能从「蓝绿对抗」和「本土政权」的迷思中，清醒过来，选出真正雄才大略的领导者，在宏观世界中，为自己定位，寻找合适自己的外交途径，台湾的命运，必将陷入更深的深渊。

“华南虎照”落幕，反思还得继续

2008-06-30T17:35:00.000-07:00

搅动全国并且产生国际影响的陕西华南虎照事件，今天终于有了令人信服的权威结论。陕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陕西省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周正龙造假，涉嫌诈骗罪，目前周正龙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提请检察机关批捕；涉及此事的13名相关人员受处理：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孙承骞被免职，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信息宣传中心主任关克被撤职。

应该说，华南虎照有了今天这个结果，不屈不挠坚持质疑的广大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理应拍手称快。不过，我相信不少人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在华南虎照横空出世以来将近一年时间里，有着许多本不该如此的非正常情况存在，需要这个社会的多个方面进一步好好反思。

一个并不复杂的造假事件，从2007年10月12日由官方的陕西省林业厅召开专门新闻发布会昭告世人，在引发蓦然间的群情激动之后，旋即受到网友和新闻媒体的广泛质疑，然而却历经党的十七大、“两会”等重要会议，期间还有虚虚实实的各方组织的公开或秘密甚至动机不纯的鉴定活动，尤其是“两会”期间更被公众视为宝贵机会寄寓无限希望以图获得真相却收获了失望……在这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中，社会大众会怎么想呢？

反正我早就这样想，也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想法：这么强有力的各级政府，怎么连个华南虎照片真伪就弄不清呢？！平时遇到多少有可能得到利益的事情，那么多政府机构都争着管，而遇到像华南虎照这样的棘手问题，却都绕着走推来推去打起了“太极拳”，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没有相应的权力来做此事，难道就听任政府公信力在此事上丧失殆尽不成？

其实，华南虎照真相本非世界“难解之谜”，只要公安机关介入，当作一个“案件”侦办，弄个水落石出简直就是轻而易举、小菜一碟！大家想一想，有多少扑朔迷离、比华南虎照复杂万分的案件，不都难不倒智慧的公安干警吗？――这一层意思，我以往的相关时评中谈到过，其他人也都表达过，我想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是想不到，可却以各种借口推迟这样做，而到头来不是还得如此这般才揭露了华南虎照真相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至少周正龙本人明明知道自己造假，却还信誓旦旦死不改口，甚至以命相赌，这么“好的心理素质”所恃的还不是有关方面的“保护”？这种“保护”，基于个人利益与地方利益甚至部门利益纠缠在一起的情形，出面“挺虎”只是一种表现，更多的是只需要在此事上消极应对，比如置公众质疑于不顾、不尽职尽责推脱缺位即可。我始终怀疑光凭周正龙一己之力，难以很好地操作照相及电脑PS处理等相对比较专业的作伪事项，同谋作案者肯定另有人在，对此陕西方面公布的处理结果中尚语焉不详。同样语焉不详的还有，除了周正龙，其他受处分的人系受蒙蔽只是为之推波助澜，还是直接参与了造假过程？还有，周正龙个人造假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奖金吗？镇坪县和陕西省有关部门、有关人士无视公众舆论、不讲原则地力挺华南虎照的动机又是什么呢？虎照作伪的利益链是否还牵扯到北京有关部门呢？……

长达8个多月的华南虎照疑云笼罩在中国上空，甚至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使政府公信力受到了质疑，倒是如今的真相大白，孰几还可以挽回一些失分。陕西华南虎照作假事件，对社会诚信的杀伤力，对道德意识的损害，都是致命的。如果听凭故意造假愚弄人民群众的事情一路走红，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将会怎样？

正是由于陕西华南虎照真相迟迟没有权威结论，才使得湖南平江虎录像如法炮制，想侥幸如周正虎等人只得其益而不受追究，好在在广大网民的质疑和当地知情者的帮助之下，湖南方面快速反应，干脆利落地把平江虎录像造假真相搞了个水落石出，及时处理了相关责任人，以儆效尤，否则全国各地更多的别有用心者还不得“你方唱罢我登场”，还不得闹得公认的野生种群已经灭绝的华南虎遍布神州大地？

令人高兴的是，在华南虎照的整个过程中，网络及联动媒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广大网民充分发挥个体和群体的聪明才智，对一些可疑的细枝末节进行专业化的辨析，使得这起造假事件虽然迟迟没有官方权威结论，但早已让公众心里有了一杆秤。通过华南虎照的真相揭露，再次印证了一点：拥有世界上最多网民的互联网络在当今中国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媒体和方式、途径所难以替代的，中国特色的“网络民主”，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进步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更让广大网民高兴的是，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对网络的正面作用一直持充分肯定态度。远的不说，不到10天前的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兴致勃勃地专门到人民网与强国论坛网友展开坦诚交流，并通过网络视频进行在线直播。其间，胡总书记明确说到：“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而回顾近年来的各级党政部门某些决策的调整变化，明显是受到网络民意的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民主”，今后还将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作者：郑根岭)

陈道明诗朗诵《废墟上的敬礼》

2008-06-21T09:13:00.000-07:00

明报：短短五个月中国的事件比过去十年还多

2008-05-16T07:11:00.001-07:00

明报今日发表署文章，表示无论未来的7个月将发生什么事，2008年注定将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捩点载入史册，在短短的5个月内，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比过去10年发生的事情还要多。

　　今年初的暴风雪，给本来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国人一个极大的震撼，特别是中国的交通电力设施，在一场雪灾面前不堪一击，半壁神州陷入“白色恐怖”，令各级政府应及能力不足的软肋暴露无疑，引起了朝野的深刻反思。

　　京奥引爆民族旧患颠覆世界观

　　拉萨的骚乱令中国的少数民族旧患爆发，如果说2008年北京奥运本来是中国要向世界展示自身成就的一次盛会，却不料奥运圣火的传递成了反对中国的大舞台，中国人在愤怒西方传媒的不公平报道的同时，中国年轻一代的世界观在这场圣火风暴中被彻底颠覆了，所以说，圣火传递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和上述大事比较，山东铁路大碰撞、全国范围的手足口病大流行、上海巴士爆炸，只能算是小型考验。

　　天灾考验中共执政　试验民心

　　这连串的考验，既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考验，亦是中国民心的试金石。可以说，没有对大雪灾中反应迟缓的反思，就不会有今次四川大地震的反应敏捷；圣火传递的处处受阻，激发了后来的红色海洋；“疆独”恐怖袭击的警讯，提升了奥运保安级别；而大地震不幸中的万幸，验证了三峡大坝、奥运鸟巢工程的质素过关。

　　虽然距离奥运还有80余天，可能还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但可以确定的是，2008年之后的中国，将会是不同的中国。

马英九的六点声明彻底伤害了十三亿大陆人民

2008-03-20T01:28:00.000-07:00

一直表现温文尔雅的马英九先生，在温总理人大记者会上答复台湾记者问题后，以少有的效率迅速而气急败坏的提出了他的六点声明，看了他的声明后，让人最直接的感觉就是，马英九你彻底伤害了13亿大陆人民。

　　马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2300万的台湾人民来决定，不容中共的干预！」

　　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台湾早就独立了，这点和民进党及谢长廷观点完全一致。

　　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民来决定没大陆什么事。这等于告诉我们大陆释放的善意和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完全是你自找没趣。

　　特别要注意，他对大陆的称谓是中共，这完全是冷战时的反华国家口吻，暗示中国是不成爲国家的国家，要知道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会以这样的称谓来称呼大陆，不管这些国家对中国友好还是不友好。当马英九特别强调台湾或者中华民国称号时，他完全无视了 13亿中国人民，对13亿人民而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名字叫中国而不是中共。

　　马说「中共总理温家宝的说法，蛮横无理、自大愚蠢、自以为是，无视2300万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我们要在此表达最严重的抗议！」

　　他对温总理进行了近乎庄国荣似的漫駡和攻击，真不知道你那国民党老爸是怎么培养你的。没有一个有教养的人可以对你不认同的国家领导人说这些有人生攻击和侮辱的字眼。你查查看，温总理说过你马英九，无理愚蠢吗？你可以不同意温的意见，但毕竟他是你的兄长吧。

　　你知道温总理在13人大陆人民心中的位置吗？你知道温总理对中国这5年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吗？你竞选的经济牌有多少是你漫駡的温总理带来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以同样的字眼去评价你尊敬的爲台湾做出贡献的蒋经国先生，你会觉得没受到伤害吗？当你爲了选举混淆黑白的要费委员们道歉时，当你爲了你的选举开始漫駡的时候，你和阿扁有什么两样？

　　马说「我们的政策，一向是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在这样的精神下，维持现状的『三不』，不统、不独、不武是最能符合台湾主流民意以及两岸关系的需求。」

　　通篇台湾人的自我自私小家子气，永远是你们台湾人的利益，有时真觉得你傻的可爱，如果你不买美国武器，老美会爲你说话爲你撑腰吗？听你说两岸政策时，你一直在算大陆游客啊，大陆房地産商啊，陆资啊，股市啊，能给台湾带来多少多少利益，同时，你不开放这个，不开放那个，请问你你凭什么就能做到以台湾的利益爲唯一利益呢？估计是你可以吃定了你刚骂过的中共吧。你想骂就骂想用就用。谁愚蠢就显而易见了。

　　马说「重返联合国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共同希望，我们会持续努力。」

　　请复习一下美国国务卿赖斯的讲话。入联公投是对大陆的挑衅行爲。其它国家的表态也同时复习一下吧。

　　马说「中共使用武力镇压西藏人民，是极其蛮横愚蠢的行为，应予以强烈的谴责，我也呼吁全体台湾人民以及全球友人，共同谴责中共，我也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镇压、搜捕西藏人民的作法。」

　　马说「我会以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的身分，去见友邦伸援西藏人民、达赖，要求大家共同谴责中共，并要求中共停止武力镇压，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

　　仔细看了温总理说台湾的谈话，其实是充满善意的，只说了一个中国爲前提，你就这么疯狂，我不知道你说西藏问题时，是不是想过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已经很多年的事实，你去过西藏吗？你对西藏有多了解，你通过什么就知道这次是武力镇压西藏人民呢？还呼吁全球友人共同谴责，你的全球友人都是谁呀？世界上除了你和谢长廷对西藏事件最起劲还有谁呢？美国，日本还是德国呢？事实是如果你选不上总统，国民党就会要你的命，当然是政治生命。爲了你的选举国民党偏离宗旨有多远了，你知道吗？看到你在孙中山像下说话，你真的没觉得对不起他吗？

　　有时想，你在台湾国民党一党政权做翻译时，爲什么不去批评国民党的很多对要求台独的镇压行爲，如果那时你这么做了，估计早就是梦寐以求的台湾总统了吧，你毕竟是没有勇气的男人。

　　你说你要声援西藏人民和达赖，你觉得失去西藏人民人心很多年的达赖还能代表西藏人民吗？西藏人民和达赖有必然的联系吗？如果你这样做了，就请你修改你对台湾人民的关于两岸关系的承诺，大陆怎么可能会和一个支持分裂国家的人去合作呢？我想大陆人民也不会同意的吧，大陆人民一定会自发的拒绝去你的台湾旅游，拒绝购买你们的黑心商品吧，大陆人民也可以对你的台湾说不。

　　马说「若中共当局继续镇压西藏人民，而西藏情势继续恶化，如果我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将不排除停止派团前往北京参加2008年奥运。」

　　你能告诉我什么叫继续镇压西藏人民？如果你是正义的化身，如果你很肯定中共已经镇压了西藏人民，爲什么要恶化你才出手？是不是爲了选举你可以临时降低你的正义感，如同你明白费委员们根本就没错，爲了你的选举你不断的道歉道歉，从你不断道歉的行爲中，你其实就失去了很多人的尊敬，不能分清错与对的人，怎么可能能带好台湾向前行呢？和你的竞选对手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终于当上总统了，你要做的大事就是拒绝参加奥运啊，唉，中外兼修的你呀，爲什么既没正义感又没对世界潮流的共同认知呢？现在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或者地区会拒绝奥运呢？当然，如果说你和阿扁还有什么区别，就是他拒绝了奥运火炬你拒绝了奥运会。

　　马英九，你已经伤害了13亿中国人民。

　　马英九，这可不是鞠躬道歉就可以混过去的。你好自爲之。

　　联合早报网19日报道

西藏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2008-03-17T04:45:00.000-07:00

海外网友自制视频:
Tibet WAS,IS,and ALWAYS WILL BE a part of China

全球化的浪潮

2008-03-16T06:16:00.000-07:00

前些天读了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本人仔细思考了一番，现在浅谈一下看法。

　　其实全球化只是一个概念—它有两方面：首先，他是指市场的全球化；其次，他侧重于以最低的成本，让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地方做最合适的事，也可以理解为 “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然而，我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全球化是什么；而应该思考全球化的过程以及他带来的挑战。

　　弗里德曼把全球化分为3个阶段：

　　1. 1492~1800，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而其动力是国家暴力与宗教传播。

　　2. 1800~2000，这一阶段由公司，或者说是跨国公司主导，他们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寻找新劳动力与市场。而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依赖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的下降—早期的铁路、蒸汽技术发展，后来的电话、电报、卫星、光线和的互联网初期技术。

　　3. 2000年以后进入了全球化的第3个阶段。现今，个人才是全球化的单位！而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多样化了：柏林墙的倒塌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建立、WEB的出现和网景的上市、工作流程软件、上传、外包、离岸经营、全球层面的供应链（沃尔玛）、内包—让小公司的全球供应链成为现实（UPS和联邦快递的物流系统）、提供信息（搜索引擎）、无线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让个人成为最小的“企业”。

　　需要提到的是，全球化的十大动力不仅在空间上拉进人们，它们也在拉近人们的思想，使人们的思想有交流的平台。单一的世界是枯燥的，而且不利于世界的发展。思想需要碰撞，但碰撞不是为了趋同，而是服务于创造。这些动力使思想的碰撞得以实现，大家能一起探讨问题，各司其职地解决问题，这才是全球化的核心。

　　在优化世界的同时，它带来了什么挑战？

　　1. 利益团体的冲突：全球化进程使许多利益团体受益，然而他也必定会利益团体受损。比如印度的工程师接受了许多美国的业务，那么原有的美国工人呢，他们都失业了吗？

　　2. 全球化推动机构、习惯、社会的高效化过程，但是一些东西是不能用经济效益来衡量的。比如我们的中国传统节日的商业化，在中国，这些节日的主题正在由人们对祖先、古老习俗的怀念转向如何利用人们的心态来开拓市场。当全球化抹掉这些代表这社会凝聚力、宗教信仰和荣誉观的多元化因素时，我们无法判断其利弊，但至少我们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

　　3. 全球化在推翻原有的规则，它也在建立自己的新秩序、新规则。规则的推翻、重建以及这期间的混乱期我们需要特别重视。

　　许多人觉得全球化已经或者即将消失，因为他们看到了网络泡沫，看到了“911”，看到了各国政府对企业的偏袒。但是网络泡沫只是全球化的开端，网络泡沫时期美国人在全球铺设的海底光缆让外包、全球沟通成为现实；之所以有911，就是全球化时思想产生碰撞，价值观的差异出生了“911”，当初美国人可以和拉登一起抵抗前苏联，现今拉登与美国冲突不断，价值观让他们合作，又让他们翻脸了，冲突是全球化的阻碍，却不是它的终结者；而政府的偏袒虽然会弱化全球化的公平性，但有时也能提高竞争力，国家以强大的实力保证企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竞争进程。

　　全球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

　　一．价值观的较量

　　从价值观的角度，有人提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强大的美国向外输出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世界各地弥漫着美国的味道：美国快餐——McDonald’s；美国大片-好莱坞；甚至是美国的政治—阿富汗与伊拉克。许多人已经厌烦了这个美国味主导的全球化，开始斥责传统文化的丢失。

　　但是在这个“上传”技术盛行的年代，任何文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网络传播。中国人可以广泛涉猎西方文化，同时也能宣传、欣赏本国文化。因而，文化间的较量再也不是投放面或者输出能力的较量了，战场转向文化的核心魅力的较量。在纷杂的平坦化世界里，只有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才能存在，而不是靠强制性地逼迫人们去接受。所以，当我们中的许多人被美国文化所吸引时，不要有不平衡的感受—只要我们的文化有特色，它也能吸引西方人。西方国家举办的“中国节”的热度正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道理。虽然这当中参杂着政治因素，但能反映出我们国家的文化在外国的受欢迎程度。这是一个平坦化的世界，是一个“公平”的平坦世界。

　　二．不“公平”的全球化

　　我之所以为“公平”二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这些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公平的进程。这些反全球化的代表来自两个世界：1.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组织认为“外包”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抢走了他们的饭碗。2.来自不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组织不愿意接受因全球化而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问题、发达国家造成的诸多环境恶果。

　　1.劳动力市场的抢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谓给美国人带来了十分头疼的麻烦。大量的纺织业工厂、订单汇集到中国，许多美国纺织业的低技术水平工人因此失业。美国的失业率虽然有波动，仍常年保持在5%左右。的确，这些工人都失业了，但是劳动力市场并没饱和。劳动力市场是不会饱和的，因为虽然某个行业生产链条下游的劳动被抢占了，但是科学技术的存在能不断扩展市场，上游产业总是在不断延伸。当中国占据纺织低端部分时，许多新的、更高级的工作岗位又产生了，比如协调离岸经营的供应链管理、纺织高端技术的研发、低级纺织产品的再加工过程……

　　当然，低技术能力的工人不能全部胜任这些工作。但是美国有发达的教育系统，新兴行业、职位产生了，美国原有的各行各业中有许多人就能通过自身技能的提升而进入这些更高级的行业，于是他们为这些低技术工人腾出了空间。而当初失业的低技术工人中也有一部分能靠自我完善，提升技能，进入更高的行业。虽然在职业的变换过程中会有一个阵痛期，但是科技的总体趋势是使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

　　发达国家没必要抱怨不发达国家的热敏抢了他们的饭碗，穷人们只不过是接过了富人舍弃的东西，更多的富人得到了更好的工作，只有那些不思进取的美国工人丢掉了工作，而他们正是发达国家里反全球化浪潮的主力。

　　2.资源的抢夺

　　但我们还是得仔细聆听这些来自不发达国家的声音。这个全球化浪潮其实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他们占据优势，制定各种规则，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联合国曾有一篇关于人类发展的报告，主要是有关全球穷人和富人享受商品和服务的比例。这篇文章写道：“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富人可能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例如，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消费着全球商品和服务总量的86%，而20%最贫穷的人仅消费1.3%—20%，最富有者消费全球肉类和鱼类总量的45%，能源总量的58%……占有74%的电话线和87%的汽车。……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穷人与富人》，美国《商业日报》1998年10月16日）

　　发达国家占有了绝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他们承担的环境负担却是不成比例的—大部分的环境问题都降临在不发达的穷国家身上。其实，当他们占有了全球性链条上游的工作时，下游的我们别无选择地得承担起这些耗能多，环境损害大的工作——我们很高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这个工厂的烟囱却时刻冒着毒气——只要我们想得到发展，想赶超发达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当初欧美国家也是把发展建立在对环境的破坏之上。

　　这就是全球化浪潮里，资源抢夺的外在体现。发展的基础是资源，大家唯恐在发展上落后于他人，因而全球化竞争造成了资源的过度使用。

　　但如果掐断全球化链条，各国就能守着各自的资源，平缓地发展？美国对中东虎视眈眈，冒着巨大的风险攻打伊拉克、阿富汗，现在还叫嚣打入德黑兰，就是为了让自己在资源的全球化链条中取得一个更好的位置。如果哪天这个链条断了，那世界就真的得弥漫硝烟了，不光美国，其他资源稀缺国家（比如日本）必将也会将在世界个地点燃炮火。一旦战争开始，资源利用率就会变得更低，人类对环境的床上也会更大。看来，全球化不仅是维系世界发展的链条，也是维系世界和平的链条。

　　尽管现在它有许多毛病，但想通过推翻它来改变现实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如何改进它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作者:陈书炎

中国人的木讷寡言与西方社会的“巧言令色”

2008-03-09T06:07:00.000-07:00

“巧言令色”这句春秋时代的话，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古文，而是现代汉语的词汇。可见它至今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至深。中国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和这句话相关的地方甚多。在海外观察，就更清楚些。

　　中国的文化中，对那些喜欢动嘴皮子的人很鄙视。我小时候就被父母说成是“胡狡蛮缠”、“吹牛不上税”、“光说不作”等等。如今在大学里当教授，谋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靠在课堂上或在纸上“吹牛”，命中注定一辈子要有言而无行了。所以看到《论语》里老说类似的话，心里总想着为自己辩护。读这些话的“评论”，当然就有了偏见，甚至可能有些离题。我这里讲的，大多是中国社会对孔子的理解，未必是孔子的本意。孔子的本意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谁也不清楚。这都怪《论语》记录得太简单破碎。不过，沉默寡言者在我们的社会常常颇受尊重，滔滔不绝者容易被人警惕。这里的“文化密码”，不能说和孔子全无关系。所以，我不妨扯远一些，以我个人的见闻，把我的偏见全“晒”出来，供大家来评论是非。

　　几年前，曾有位中国留学生到华尔街找工作。他回来对我说：“美国学生常常没有什么过人的技能，但就是能说，一点小事就能吹得天花乱坠，有时在明明不如你的时候也能抢了你的饭碗。”他还告诉我，尽管如此，他最后被六大银行录用，战绩赫赫。他面试时的一个制胜之道，是自己的“真功夫”。比如某银行的招聘者问他一个很“小儿科”的数学题，他不加思索就给出正确答案。对方颇为震惊，告诉他今年面试还没有见有人能算出来过。在这位留学生的眼里，大概那些算不出这么简单的数学题的美国学生都是些“巧言令色”之徒了。

　　其实，他的经验，有夸张之处。他作为外国人和美国人用人家的“母语”比谁能说，当然是比不过了。这并不证明中国人就不能说。另外，他中学就进了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预备队，数学基础也不是一个商学院的美国学生可以比的，并不能说明整体上中国人就更有实际技能。不过，即使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也常常是术业专精，但为人处世比较沉默，不喜欢争，也不喜欢炫耀。这一点，看看美国华人的职业就明白：越是不需要说话、技术性越高的职业，比如实验室里的工作，华人就越多。越是耍嘴皮子的工作，比如政治家，华人就越少。说我们的文化是相对沉默的文化，并不为过。

　　中国人不爱说话，大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文化预设上的：说的多作的少的人，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对他人的贡献夸张，进而得到些非分的报偿。当然还有一类，则是志大才疏，话说得很大，行为跟不上。无论属于那种，这样夸夸其谈的人都是不值得尊重的。相反，沉默寡言者，常常被视为忠厚老实，或者是行动能力，很令人敬重。

　　这些都是朴实的生活智慧，有跨文化的意义。比如，美国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之士，而更喜欢实干家。不过，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化对言辞表达，特别是口头的表达，不很重视。这一点，和从小让孩子学演讲、学戏剧的美国文化明显不一样。

　　这种不同的文化态度，当然各有其理由。“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一方面是描述实干的人，另一方面也说明君子让而不争、不屑于计较、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就去吵吵嚷嚷。换个说法，与其把精力放在和人家讨价还价地分饼，不如一声不吭地把饼作大。这样，分的时候哪怕没有花精力去争抢、得到的分额小一点，但因为整个饼已经被你作大了，最后得到的绝对数量可能还多一些。一个社会要是都这么作，大家都埋头作饼，分的时候互相礼让、不斤斤计较，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人们的精力就更多地用于创造财富而非分配财富。整个社会就更有效率。

　　中国人对这样的智慧，领会得非常精深。看看中国家庭在美国就知道了。比如就种族平权的问题而论，黑人和白人争得很厉害：考大学因为种族不同，录取的标准就不同，黑人的分数线低很多。于是双方又打官司又进行政治动员，闹得不可开交。中国家长的态度则是：费那么大精力闹什么呢？还不如用那精力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最后我的孩子比别人高出一截，你怎么歧视，我的孩子还是要笑到最后的。果然，亚裔占美国人口的5%左右，但在常青藤的学校的学生人口中一般都占20%上下。亚裔不喜欢在政治上发言，代表性低，其子女为上同一个大学，要比黑人白人的分数都高才行，明显受了歧视。这样的竞争规则从小培养了亚裔的自我意识：我天生就应该比别人好才行。应该说，这样的压力，从总体而言还是刺激了他们的成功：横杆设得高，才跳得高。如今在美国社会亚裔的政治声音很小，但从教育程度到平均家庭收入，都比白人还高。厚道老实的人也许吃亏一时，最后还是会有最好的结果。有子前面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其实也可以向这方面引申：你一天到晚吵闹着去争自己的利益，能挣到什么呢？饼在那里，就那么大。即使多分一点有能怎么样？如果埋头作饼，那才是“务本”，最后饼大得多，谁多分一点，谁少分一点，怕是无关紧要。

　　以此观察西方社会，许多中国人觉得不以为然：那里最优秀的人不去当搞创造发明的科学家、工程师，而是去当律师。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用最好的大脑去琢磨怎么分饼而不是作饼。甚至学贯中西、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认为西方社会“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 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已经成为深重的文化问题，既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也在西方内部引起了反省。（见余英时，1995：4.）

　　可惜，这样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关照西方社会，因为忽视了自身文化的阙失，所得出的结论未免过于肤表。儒家的传统，确实不断产生木讷寡言的礼让君子。这样的君子，到了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常常会很成功、很受尊重。不过，这样的君子，能够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吗？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就是那个终日无语的颜回。颜回的人格，也许确实近乎完美。但是，他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几乎全然无知。他对社会又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呢？

　　可以说，这种不说话的君子，其实多是些“搭便车”的君子。因为这些君子本身无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要等别人把这样的理想社会给创造好了，他们可以生活在其中如鱼得水。至于创造这种社会的成本应该由谁支付，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考虑。

　　我们不妨把有子的话再重复一遍：“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弟之士，在家谦恭驯顺，在外规规矩矩。以如此温和的性情，很难冒犯人，很难和人斤斤计较。他会沉默寡言，服从权威，敬守本职，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作饼上，把分饼的事情托付给别人。大家都是这样，交易成本就会非常低，社会就和谐而且有效率。但是，这样的君子之道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异想天开、甚至完全不可能的预设之上。这位孝弟之士不仅要有好父兄，其父兄尊奉的主人、乃至这位主人要尊奉的君主，都必须是近乎圣贤才行。否则，他私德再好，他所创造的财富也会被统治他的人用去害人。而他除了对此保持沉默外，也无能为力。还谈什么“本立而道生”呢？

　　西方社会那种“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 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其实也讲究“本立而道生”。不过，人家那里的“本”，是分饼而不是作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讲得很清楚：所谓生产力的提高，科技的发展等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饼”的成绩，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经济发展真正的原因，是有一种制度框架，也就是“分饼”的规则。在这个框架中，人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率，接近于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率。也就是说，你作饼时的贡献，会按比例地给你带来个人回报。一旦有了这种机制，许多人都会拼命地去把饼作大。

　　关于“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最近美国金融界一直在讨论华尔街是否还能维持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的一个背景是：华尔街的金融运作，法律成本太大。许多公司因为支付不起律师费用，越来越倾向于到别的地方上市，使华尔街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相对下降。但有一派人立即指出：这种法律成本，其实就是制度成本。价格高低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重要：这种繁复的法律，是否创造了一个更靠得住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成本到底值不值？任何一个希望多花点钱买辆好车的人，问的其实是同样的问题。在中国文化所培养的那种假设自己可以搭制度便车的君子看来，美国这样一个健讼之国，交易成本太高。美国人则看来，这种制度，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关键，不能靠假设，必须下大本钱保证其牢靠。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的建设，需要大家一同博弈来达到均衡。这个前提是大家有要去争、去表达自己的利益。

　　人是追求利益的动物。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鼓励每个人正当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你希望一些人放弃这种追求，实际上就等于让另外一些人不公正地侵多了这些人的利益，最后造成的就是不公正。美国人并非不懂他们支付的法律成本非常高。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许多共和黨人都声称自己致力于息讼，攻击一些律师为了自己挣钱而无事生非地制造官司。布什在竞选时就经常说，许多地区的医生因为对付不了无休止的官司而宁愿歇业。你不能说这毫无根据。美国的医生，常常就是半个律师。他在给你治病的时候，也时刻意识到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因为病人把医生告上法庭的事情太常见了。华尔街何尝不是如此！咨询公司利润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新出道的普通咨询师年薪也常常在十几万美元。我有位从事会计业的朋友就百思不得其解：那些咨询人，常常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什么经验也没有，就会纸上谈兵。你作了几十年的生意，创下了很大的事业，怎么会花那么多钱请这些毛孩子教你怎么经营？后来另一位朋友看出了其中的“潜规则”：其实，企业斥巨资寻求咨询公司的服务，并不一定是真有什么求教之处，而是总裁怕日后打官司，要给自己留一条法律上的后路：一旦他所经办的事业失败，人家调查起来，他可以把咨询公司的意见拿出来，证明这是经过专家充分论证过的方案。这样就免于承担法律责任。钱就是这么打了水飘。

　　要算这样的浪费，我们可以把帐单无休止地列下去，钱的数目肯定会大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仅看这一点，你不会相信和在这方面的花销微不足道的中国社会相比，美国社会还有什么竞争力可言。可是，我们又怎么解释美国社会的秩序和效率呢？显然，我们的眼光不能停留在这种肤表的现象上。

　　质而言之，这种法律费用，是维持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的成本。一个社会决定在这一“游戏规则”上投多大资，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政治哲学中“游戏规则”的位置。比如在美国，“游戏规则”是一个社会运行的根本。“本立而道生”，在这方面实在吝啬不得。因为有严格的法律，有繁复的诉讼制度，参与游戏的人就会尽最大的努力不去犯规。许多本来会发生的破坏秩序的行为，最终没有发生。社会在这方面所节省的精力和费用是无形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同样的资金使用效率的水平上，你在“游戏规则”上投入越多，这个规则就越牢靠。美国人愿意花这笔钱，或者说美国的律师比科学家工程师收入高，还是在于他们觉得在“游戏规则”的投入甚至比在科学技术上的投入回报要更好。

　　谈到这里，我不禁要讲一下律师。律师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无事生非的讼棍，在当代的美国也名声不好。我碰到的第一个美国律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教授。他1992年来北京讲学，正好是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的前后。那时他告诉我们一个在美国流行的笑话：“你在电梯里碰到三个坏蛋：一个是希特勒，一个是萨达姆，一个是美国律师。但是你的枪里只有两发子弹。你应该怎么办？第一发子弹要打那个美国律师。这是毫无疑问的。剩下那发呢？答案是：还要打那个律师。你要保证他确实死了！”美国律师的社会声誉，也可见一斑。

　　美国社会这种反律师的文化，特别是反出庭律师（就是出庭辩论的那种灵牙利齿的律师）的文化是如此之强，乃至常常被政治利用。2004年，民主黨副总统爱德华滋就是出庭律师出身的政治家。共和黨将此视为一个政治污点，竭力攻击，试图把他描述为靠挑拨离间而发了财的亿万富翁。但爱德华滋专门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出庭律师的经验对他人生哲学的影响，感人至深。那份报纸我至今还留着。文中讲：他三十一岁时，第一次经手一个大案。他代表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工人。这位工人因为当地医院用药时剂量超过正常标准的三倍，导致全身瘫痪，说话能力都丧失了，只能靠打字和人沟通。当时医院的律师提出了赔偿七十五万美元。那位工人吃力地打出两个字来：“要了。” 爱德华滋说：我完全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就是在这个地区长大的。我爸爸就是个工人。他们劳苦一辈子，没有见过几个钱。我妻子现在手指头上还带着我给她的11美元的结婚戒指。七十五万，对这个工人来说，是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数字。他怎么可能拒绝？但是，他已经是个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我希望把他的生活给要回来，希望他能有尊严地渡过他的余生。于是，我设法告诉他：他许多更多的钱。他又吃力地打出几个字：“我信任你！”这几个字对我的份量是什么？我告诉一个被毁了的人拒绝他一生所见过的最大的一笔钱！如果我赢不了，他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这是什么样的信托！为了这样的信托，我拼命地工作。最后陪审团宣布了裁决：三百七十万！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场官司的成功。“我相信你！”这句话将跟我一辈子，成为我生活的目标。我知道美国人民在走向投票箱时，心里说着同样的话。(John Edwards.)

　　我至今还记得，我当时读完这篇文章时热泪盈眶。爱德华滋这样的人，是不是“巧言令色”呢？他的政敌肯定会这样说。按孔子的标准，也许也差不多。请看：人家本来已经决定私了了，这也许算不上礼让的君子之行，但至少也符合“和为贵”的为人之道吧？爱德华滋却半路拦住，最后向医院要到了将近五倍的钱，自己当然也分到一大笔。爱德华滋是美国最成功的法庭律师之一。他出庭前，每每进行模拟法庭辩论，请普通老百姓来当假想的陪审员，让他们来判他能不能赢。一直等到他有十足的把握说服模拟陪审团时，他才出庭。他不是电影上鲨鱼般凶狠的律师，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诚恳温和的好人，说服陪审员把案子判给他。他相貌英俊，充满魅力。过去的陪审员回忆，有一次，陪审团的一位女性完全被他征服，什么都要按他说的判。这是他成功的基础：把握着打动人心语言，有着英俊诚恳的外表，出庭如同演电影，自己的角色就是“男一号”，而且他确实“彩排”。这还不够“巧言令色”吗？看看爱德华滋的生涯就明白为什么许多美国家长让孩子从小学演说、学戏剧。他们并不是指望孩子去好莱坞，而是在这样的社会生存，经常会需要“演技”。在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社会就是个“巧言令色”的社会。

　　象爱德华滋这样的出庭律师，其职业目标，就是提高社会的“交易成本”。怪不得共和黨口口声声：这样的律师多了，医院也会破产，企业会破产。但是，美国的医院并没有破产，企业很有效率。事实上，有这样的律师在，你进医院就觉得心里踏实。在一个民主社会，越多的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参与利益分配的博弈，所产生的“游戏规则”就越公正。象爱德华滋这样的人，就是靠让那些不象他那么灵牙利齿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成功。其实，这也是在代议制中所有政治家应当肩负的使命：代议就是要代人而议。

　　与此相反，孔子是希望能说话的人也少说一些。在他看来，太多的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太多的人来“争”，社会就会乱。一般的老百姓，应该把为自己制定“游戏规则”的责任信托给君子，自己照着人家定好的规矩行事就可以了。我无意以一只言片语来评价孔子。但是，通读《论语》你大致还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孔子希望君子少说话，“小人”（也就是老百姓）不说话。“小人”要安心在君子给他们安排好的秩序下生活。这种精英意识，多少有点象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我们不要忘记：孔子的时代，并不比当今的中国公平。我们现在信不过精英，二千多年前凭什么要信得过君子？

　　在私人的生活领域，我们大多爱和木讷厚道的人作朋友，不喜欢和斤斤计较的人打交道。但是，政治秩序的生成，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人是谋利的动物。你不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那些表达和争取利益的人就会按他们的利益设计一套“游戏规则”。而这些人有常常已经垄断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这样只能制造一个更不公平的秩序。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曾引用一句诗说：“沉默是女人的荣耀。”这背后的理由是，女人要服从男人。(Aristotle： 1998-2000.)　这里的深意，我不妨在［研究］中进一步阐述。

　　作者:薛涌

文明驱动的关键，是放纵，还是节制？

2008-02-27T02:24:00.000-08:00

一百年来，我们从传统里走出来，沿着自由的方向，沿着西方潮流的方向奔跑着。不断受到外来观念熏陶的人们，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口号的浸泡中长大的一代人，对文明进程的理解，有了这样一个成型的模式：人类不断地摆脱旧的束缚，获得身心的自由，创造新的先进的文明。

　　在这种思维定式里，我们命运全靠不断解放思想，打破禁锢，开拓进取，探索创新。正是这几个词也成为我们时代最流行口号，镶嵌在所有成功人士的格言里，并成为几乎所有厂训、院训甚至大学校训的老套。

　　凡表达从旧的文明秩序里走出来的概念：自由、解放、走出、先进、超越、突破等等都拥有不言而喻的正面意义，而相反的，一切表示服从传统约束的概念：禁锢、牢笼、保守、落后、停滞、束缚等等则是负面的。这好理解，因为这是一个变革时代！变革的推动力显然是外部先进文明，这种外部文明之所以获得我们自己的热烈响应，与其说是它在文化价值上的必然性、真理性、合理性、普遍性，不如说是它在物质力量上的强大、实在、有效、管用，尤其是它对于人们物质欲望的直接满足。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心底里的笃信、持守、规范、节制、敬畏、节操等等，凡是已经有过的价值坐标基本上被席卷一空，或者只是被冷冷地祭在意识形态教科书里。在改革开放中，思想解放更成为最鲜艳的旗帜，而现实的结果也总是印证其正确性：谁敢打擦边球，谁敢第一个吃螃蟹，谁敢得风气之先，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个分田，第一个承包，第一个下海，第一个炒股票，第一个炒房子，总能捞到第一桶金，先富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开始正式地谈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并肯定它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意识形态口号叫“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实就是让大家追求利益。人们从唯物主义出发，认为生产力决定一切，而生产力的具体体现无非就是物质资料；中国历史之所以落后就因为“重义而轻利”，造成道德对于个性，礼制对于自由的扼杀，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力被束缚。因此，改革开放就是要强调物质利益原则。

　　十年前有中国经济学家说，契约与道德在放开市场之后，会在竞争中自然形成，规则是“骗”出来的。这个话今天似有某种灵验：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陷入假冒伪劣与廉价薄利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海外名牌企业茁壮成长，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原来，当自己的文化里取消了所有先验的禁忌，只剩下经验性、本能性的追求，超越性、普遍性的规则便无法主动建立，那就只有在现实中被迫服从别人强势的给予。那句话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乐见的正面结果，竟然给自己的发展划定了死期！

　　约束是人类文明存在的文化前提，不是暂时的，而是常态。

　　我们不禁要问，人身上怎么有那么多的束缚呢？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要与人的自然本性对立呢？最直接的回答当然是旧时代的统治者确立的專制主义制度，还因为传统社会里愚昧落后的人民遗留下来的习惯。

　　可是，这毕竟是一种僵死的力量，一旦把它彻底打破了，人们都翻了身，获得了解放，不就自由了吗？再怎么进步呢？当然又有人说，解放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旧制度与习俗相当顽固，旧的束缚还会以新的形式滋生，因此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革命，或者要不断“深化改革”。

　　可是，每回革过之后总该要减少一些束缚，获得一些进步才好，如果这一轮轮的革命或改革只是周而复始的循环，那么人类还是没有进步。这样说，那么将来总该有一天，人类解放的程度很高了，自由很充分了，譬如进入了人们曾经憧憬的什么主义的高级阶段，或者达到今天人们羡慕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于是就剩下每天如何放开肚皮吃饭，物品用过一次就扔，每天一套新装，车子开两星期就换，总该算接近终极自由了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我上学路过一个城市，见街上的年青女子大多着一身无袖衫和短裤，四肢暴露在人们的视线里，十分轧眼。在此之前，女性衣着已经越来越突现身体的线条，但一开始还只是间接地展示朦胧的性感，并且举起为艺术献身的盾牌抑制意识形态的干预，以爱美的旗帜回避道德的责难，而这时起，直接裸露的潮流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一个人体模特，第一个穿超短裙者，第一个裸奔者，第一个鼓吹性解放者，也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至少也能呈现某种悲壮的效果。人们争夺着身体的每一敏感部位优先裸露权，超短裙、露脐装、三点式越来越张扬，时尚的焦点终于穿透所谓艺术与美感的外衣，直指身体的欲望。可是，脱衣舞也有脱到最后一件的时候，完全裸体了，再拿什么吸引人呢？

　　今天，打工仔和老板、艺术家与社会学家、记者与经济学家、观众与明星、网民与网管已达成共识，人的欲望是合理的。当物质财富在上层社会里已经远远超出人的直接生理需要时，幸福常常等于“性”福。几个月不见的朋友先得问，老婆换了没？一夜情、换妻、乱伦变得平常。

　　深层的回答认为，束缚不是外在的，别人强加的，而是来自人自身，来自一个社会，一个集团的内部过时的习惯、僵化的教条、凝固的权力，以及人的惰性。但这是一种明显带有社会进化论、进步论色彩的说法。

　　如果滤除这一色彩，从社会结构与功能上看，人类文明并不是一味走向新奇，单方面追求释放，无限地扩张地盘，永无止境地占有与消费，却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喜新厌旧。其实，那样人的好奇心终会厌倦，幸福感与满足感的边际效应趋于零。因此，娜拉出走，总还要寻求归宿；解放与约束，开放与保守，浪漫与古典，出走与回归，想象与知识，感性与理性，激情与理智，发散与收敛，脱衣服与穿衣服，……这些是人类生存的两个极端，两者应当达成一种平衡，不能偏执于一方。

　　因此，解放的前提是约束。人才有自我约束，没有约束那是动物。

　　弗洛伊德不仅揭示了文明的原动力，更解开了文明的动力结构。

　　弗洛依德把人的意识结构分析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本我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受“力比多”或者性本能的支配，和所有动物一样要寻求快乐与满足，力比多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处，构成人的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自我是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意识活动，它虽不知道本我的存在，却总是试图掩饰本我的直接作用，而本我常常突破意识的防线表现出来；超我是人后天从社会文化背景中接受的道德原则，它抑制本我的泛滥，约束自我，形成持久而稳定的人格取向，塑造人的理性与良知。

　　不管弗洛依德本人取向如何，他的心理分析理论至少是可以从两个相反的方面去理解的：一方面，人的本能是最终的人生动力，而后天的文化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这是人生痛苦与焦虑的根本原因，甚至造成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患有神经病。这也揭示了一个大问题，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不是来自任何抽象的、神圣的以及外部的力量，而是来自人本身。

　　另一方面，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就是人有后天的文化禁忌，造成对本能的约束与节制，形成凝聚与秩序，把当下的、激越的、盲目的、个体的欲望，转化为持续的、稳定的、自觉的、社会的张力，驱动人们从事创造性的生产与劳动，从而走出动物的自然状态。因此，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现代民族，所有的文化都基于自己特殊的禁忌、敬畏、斋戒、信仰。

　　人类文明的确处在这种张力之下，既源自本能，又是对本能的否定。这就如同江河的流水，其自然状态就是要从上往下流，但人类偏要逆着自然状态，建个大坝将它堵住，把它的动能蓄积为势能，然后通过特定的程序与结构，转化为持久而稳定的能量，带动一个庞大系统的运转。

　　平常人们说人性，常常是基于人的动物性，基于本我层面。其实，人有超我层面的禁忌，才有自然状态的超越，才有社会的文化认同，形成普遍主义的信仰和理性思维，把本能提升为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

　　虽然弗洛伊德把力比多描写得很邪乎，像地下的暗流无处不在，又像火山下的岩浆随时都想爆发。可是，所有动物的本能欲望又是有限的，动物园里的老虎很容易满足，但继下来生出一大麻烦，懒惰与肥胖。人类也不可能全部靠欲望的满足来获得快乐，不过人类两性间的情欲很有趣，不像一般动物，几乎没有时令限制，却更与人的心灵沟通联系起来了。这一方面拓展了人类快乐的源泉，使社会的分工协作更具持久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更约束了快乐的实现，性与情，有时反成了痛苦的渊薮。

　　因此，对本能欲望的合理抑制是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并不只是生产力较低时的权宜之计，生产能力高时同样需要。在古代社会，也并不总是生活资料匮乏，既是在相当充裕的情况下，也要求人们消费有所节制，要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感谢上苍恩赐，不能暴饮暴食，不能暴殄天物。

　　“存天理灭人欲”更是西方文化的原始逻辑。

　　在众所周知的圣经故事里，我们可以找到西方文化的典型禁忌。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从无忧无虑的伊甸园被放逐到苦难丛生的人世间，就是因为人性（吃了智慧果）触怒了神性（上帝的禁忌代表对人性的约束），犯了原罪；旧约《圣经》里的上帝耶和华十分暴虐，一有人违逆其意志就大开杀戳，毫不留情，信奉这样一个上帝的子民们心底里有强烈的恐惧感：“摩西十戒”的前一半内容也是要人无条件服从这唯一的上帝。新约《圣经》虽然不再如此狰狞恐怖，却通过耶稣基督受难的救世情怀，把沉重的十字架植入信徒的灵魂深处：上帝之子为拯救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每个人对自己的罪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赶紧赎罪吧，免得死后下地狱啊！

　　可见，基督教的原罪说、性恶论就是以彼岸的神圣的信仰坐标，形成对人的自然本性否定，对人的此岸性欲望的无条件压抑。因此，基督教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禁欲主义，其“天理”对于“人欲”的压抑程度，远比中国儒家“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要深刻得多，一点也不比宋儒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孤立口号轻松。

　　禁欲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色，那么近代资本主义应当是在打破禁欲主义的过程产生的吧！这种说法似是似又不是。马克斯？韦伯认为，贪欲、享乐、谋利是所有人类共有的，人的本性决定，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动力。资本主义只产生在新教地区，正是因为新教特殊的禁欲主义，以理性的方式抑制了人的欲望的放纵，为了在现实里验证自己是否来世得救的心理，转换为持续的敬业精神，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中国人从好莱坞大片里，从可口可乐、牛仔时装、名牌时尚广告中，从圣诞节的礼品中接受到的西方文化，那种开放的时尚，性感的外表，其实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些碎片而已。欧洲人、美国人在我们难以见到的习惯中，在他们平静的日常生活里，在我们难以进入的传统组织里，实际上是相当保守的，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对家庭的眷顾，对于传统价值的维系，对公共规则的信守，不管受到时尚多大的冲击，都是占主导地位的，超过我们的想象。英国最主要的右翼政黨，公然名之为曰“保守黨”。

　　人们印象里，美国文化更有与时俱进的一面。然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指出，现任美国总统布什政治决策的基本依据是保守的天主教信仰。实际上，今日美国的单边主义、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几乎是在逆着整个世界的舆论自顾自地走下去的，已经发动几场战争，足见其能量何等强大。

　　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不是唯利是图，而是对贪欲的理性节制。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比较强调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在我们印象里，它让西方人走出中世纪禁欲主义，走向人本主义，为近代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然而仔细研究发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其实只有昙花一现的辉煌，人们从禁欲状态中走出来时，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但主要限于文学、艺术及实用技术等直观的领域，并没有在文明的深层结构里形成理性的果实，而且人们很快放弃了内心的执着，走向放纵，沉溺于物质的享乐，创造力就彻底消逝了。因此，文艺复兴并不没有带来南欧拉丁世界的真正崛起，甚至只留下一个四分五裂的烂摊子。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资产階級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发生，都是在宗教改革后的北欧首先完成的，而那时，文艺复兴的故乡却已经衰落了。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是人们从传统的禁欲主义的羁绊中走出来，回归到有血有肉的世俗生活，走出的过程很灿烂，很有激情，很有快感，但结果在放纵中走向堕落、纷争、腐朽，甚至不得不回到保守状态；后者恰恰是更执着于信仰，但不是盲目服从于外在的权威，而是把信仰带进世俗生活，以自己的理性，包括自己的行动，更好的体现信仰，因此人们不是走出宗教，相反是更加深刻地走进宗教世界。

　　有人分析，南欧与北欧人对于宗教约束的不同态度，与地理气候有一定关系。南欧人常常处在阳光的炽烈照射之下，还有地中海暖风的吹拂，单衣薄裤之下，身体更多暴露，肉体的感性实在度，远远超过人的精神实在度，身体线条的本能诱惑难以掩饰，因此来自宗教彼岸的禁欲主义比较容易被现实的欲望所颠覆。而在寒冷地带生存的北欧人，身体经常裹在厚厚的毛皮里，物质生活又相对简单得多，感官上的迟钝，反倒让精神上有更加持久的力量，因此他们对彼岸性与普遍性产生更多的执着。

　　南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首先发现并征服了美洲，他们由直接的物质欲望驱动，目标就是直裸裸的现实利益，他们以残酷的手段，毁灭了中南美洲发达的印第安文明，将那里的财富掠回欧洲挥霍享用，只给那里留下奴役、纷争、无序，还留下没有文化归宿的大批混血后裔。结果尽管他们的开拓很早，但至今拉丁美洲仍然是第三世界，众多分裂的国家虽然有相近的语言，却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与经济鸿沟。

　　北美的开拓者却是以北欧人为主体，尤其以“五月花”号船上的103名清教徒为代表，他们不是为发财致富而来的，当时的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没有现成的财富，他们是由于旧大陆的宗教冲突被迫来到新大陆，去实践自己的信念，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他们更多是信仰虔诚的禁欲主义者，形成了韦伯所描述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结果，今天的北美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强大最稳定的社会。

　　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邪教。

　　西方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也吸收了弗洛依德的理论，认为一切社会文明都是同爱欲本能相对立，通过压抑本能欲望而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社会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为了造就文明而从事艰苦劳动，对爱欲作一定限度的压抑是必要的。而在生产力发达、物质财富充裕的现代条件下对爱欲继续压抑，就不合时宜了。显然，马氏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这一具体形式对人性的压抑，这在社会学意义上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在普遍的文化意义上认为，随着文明的进步，一切对人本能的约束与节制都要解除，一切超我层面上的精神禁忌都要瓦解，这就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了。因为，人的自然欲望本身是盲目的，虽然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但它又趋于自然地放大，走向无限的消费和占有，譬如说吃到肥胖还要吃，喝到醉倒还要喝，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一有可能，就要娶一群老婆，生一大堆孩子，老婆孩子再膨胀下去。还不要说打造豪华的宫殿、陵墓，购置昂贵的车马、衣饰，追逐浮浪的豪华与虚名，直到这种欲望泛滥到生命的极限，或者撞到自然与社会的底线而崩溃为止。

　　传统资本主义主要以人的异化劳动生产，无止境地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生产越多，资本增值越大，资本效率越高，人越是被资本支配。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问题通过技术进步已经获得根本性解决，生产过剩是常态，物质财富相对于人的实际需要来说，已近于无限丰沛。因此，资本增值主要依赖于市场占有的份额，实现利润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广告与推销，激发人们无止境的消费需求，把产品卖出去。因此，经济学家成天叫嚣着刺激需求，需求不足就是经济增长的绝境。为了拉动需求，动用各种招式，从街摊上的各种“托儿”到食品涨价谣言，从学者们拉抬股市，鼓吹教育产业化，到刺激房价上升。根本的关键是要激发人的消费欲望，把人卷入资本增值的体系里，加入对自然无穷尽的榨取行动之中。

　　然而，物欲的放纵并没有带来人的持久快乐，反而只有焦虑、疲惫与迷失。有人说，传统社会人有烦恼就去教堂祈祷，近代社会人有压抑就去造反闹革命，现代社会人有郁闷就去商场购物。但借酒消愁愁更愁，人更只是消费者，与被喂养的动物差不多，中心地位与主动权是资本。

　　经济运作及社会结构本来的目的是给人类带来幸福，但如今经济增长却成为资本支配人类生活的途径。为了经济增长而消费，一合纯古典的月饼，竟被现代资本以脱衣舞的模式包装出六七层，每一层还安上特殊的机关，让人有限的胃口消耗更多的资源，以增长更多的GDP.现代都市里扔出的过期食品越来越多，明亮整洁的塑料和金属制品把消费品一层又一层包装起来，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要撩拨人的消费胃口，地球数亿年演变才留下的矿物质被人挖出来就这样充当瞬间的道具，然后扔进垃圾堆。

　　这种超出人的实际需要的消费泛滥，造成人类生活及其环境的严重失衡。看似无限丰富的消费品，其实是以技术手段从自然界过度榨取的，环境灾难与资源枯竭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共同恶靥。如今，除非在偏远山区，乡村里已经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沟渠，已经没有灿烂的星空，城市生活里已经没有真正的夜晚，人们被资本软禁在精致的鸟笼里生活，接受着琳琅满目的供给，享受着四季如春的室温，笼子外则充斥着垃圾和弃儿。

　　如果说，传统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还是人类提高生产力的必要牺牲，那么今天把人当动物喂养的资本主义则是人类文明的反动。今天这种为资本增长考虑的主流经济学不只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它常常通过政府权力形成国家政策与战略，全面支配社会生活，这就已经沦落为一种邪教。

　　禁欲主义并非中国文化的底色，“存天理灭人欲”是传统的修正主义。

　　当代中国对于弗洛依德理论的理解，也只是沿着解放本能，摆脱禁忌这一方面。这种思维模式影响我们对于自己传统的判断。一般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个性得不到伸张，自由创造被束缚，儒家的“三纲五常”标志着与專制主义相对应的人格约束，最大思想禁锢便是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口号。

　　然而，这种现代人的概念演绎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中国农业社会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世袭的封建贵族特权就开始瓦解，而秦始皇则正式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尽管皇帝有绝对的权力，但在天高皇帝远的乡村，农民可以保持自由、散漫的自给自足生活，既没有欧洲中世纪农奴那种人身依附，也没有强大的神权统治。只有在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太大，上层官僚集团争夺加剧，腐败蔓延，蛮族外部入侵时，这种过度散漫的社会结构才会瓦解，通常会在蛮族或流氓集团的角逐之后形成新的王朝。馬克思曾经形容法国农民的比喻也可以用在中国，分散的农民像是一个个相互没有关联的土豆，土豆必须靠麻袋扎起来才构成整体，农耕社会的麻袋就是集权统治。可见，皇帝的專制统治恰恰是与绝大多数农民的自由散漫互补的，因此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天下不可一日无君。

　　如果说，在政治特权较少，人身自由较多的背景下，人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中国资本主义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可是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却为什么长不成近代西方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呢？因为，自由散漫的农业资本主义凭借人的直接经验，在自然状态下维系一种朴素的生存，缺乏强大的心理张力，没有理性层面的普遍节制，因此也无法实现超越自然状态的创造力，无法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协作与竞争。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自由度其实比西方要大，虽然在政治文化上强调君权的神圣地位，但毕竟没有强大的神权统治，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世俗生活，超越现世生活的文化禁忌相对要弱。佛教从外部的传入，给了中国文化以超越现世欲望与苦难的来世观念，一种更具永恒性的生命价值追求。而后，宋明理学则进一下改造和补充儒家学说，强调以普遍价值的追求（天理）抑制当下欲望的无限膨胀（人欲）。方家指出，这里所谓人欲，并不是指人的正常需求，吃饭穿衣住房享受天伦之乐，都在天理的范畴，只有过度膨胀的欲望才违背天理。可见，宋明理学的文化建构，在传统文化逻辑上有它的合理性，它是传统文化自身的完善。

　　中国人的顾忌大多与直接的利害相关，很少超念的普遍的禁忌。

　　处在文明社会里，中国人也是有顾忌的。孔融让梨，就是有好处不能自个儿独享，要与亲人、朋友分享，甚至要让出大头，这样才能维系爱情亲情友情关系。这是在现实利益分配时的道德约束，但这种道德只是以经验形式存在于生活领域，依附于现实的人际关系，难以升华到形而上的神圣的世界，成为普遍的人生约束。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顾忌，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尤其是涉及威权时，有大人物在场，有长辈在场，大家都要放弃自己的主体性，规规矩矩服从于一个强势权力，说穿了就是要违心，要做假作恭顺。但另一方面，平时里我们的本色，又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自然状态，一有机会，譬如说仰仗权势，面对下级，还可能无限膨胀。

　　日常生活里的这种“自由”，在西方文化里却受到先天性的文化力量的抑制。我曾经与一位美国女士同到一栋宿舍，我直接从楼下呼叫一个同事，这样叫人的方式，我们平时从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在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到欧美一些国家，稍有自觉的人就会觉得处处受到拘束，不能争先恐后，不能影响他人。实在压抑得很，好在可以到中餐馆里放声喧哗来发泄一下。其他大多数没有自觉的人，便表现得很没有教养。

　　其实，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西方文化里的禁忌其实是比中国文化更多更重。中国人讲“发乎情，止于礼”，情是原动力，礼是针对具体对象而存在的，并不是一种先验的普遍原则，随着具体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也更容易瓦解。西方人却有一种超越性的禁忌，相对于天国而存在，它对人的自然力量的抑制，就比礼更具普遍性、先验性、绝对性。中国文化更多有诗性，多样性，西方文化人则更讲神性，统一性。

　　台湾文化人龙应台来大陆，惊讶地发现大陆知识分子平时几乎不谈学问，全是房子、孩子、票子问题。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学问大多是社会需要的，是应人而制的，很少是自己心里的自由追求，因此学问是一桩苦活累活，尤其上了台面，更要把自己装扮起来，要有理有节，要装腔作势，要狐假虎威，才能保持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如果自己的观点不被接受，受到挑战，进入不了主流，会失去支持，会失去关注，会很没有面子，还会很尴尬。因此，大陆知识分子要有作为，会把自己搞得很累，严重一点就是英年早逝。当然聪明人，会为自己解脱，场面上是一套，下来又是一套。朋友聚会，当然要本色一点，而且实际的学术利益分配，都是在这种私下的交际里心照不宣地完成的，公开的程序反而只是走一下过场而已。早几年不是就有一种说法：喝下这杯酒，给你一个“863”！因此，在这里再谈什么学问，除非是没有出道，不懂人情世故的年轻人。

　　海峡对岸的同胞所处的文化状态已经与我们有了很大差异，一方面，他们固然已经很自由，很开放，心有不平，想说就说，想骂就骂，想上街就上街，甚至在立法机关的殿堂上，该出手时就出手！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有了另一种我们这里所没有的约束，人与人之间平日里的礼貌，契约一旦形成之后大家的信守，基本法律秩序的维系，都需要个人欲望的节制。即使是堂堂领导，为一点小节问题，为两张发票，在我们平时里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地通融过去，但他们那里竟然被抓住当把柄，吃不了得兜着走。这样看来，到底是我们自由还是他们自由，就不能简单做结论了。

　　很难找到一个民族的精英社会像我们这样毫无禁忌，不怕天罚。

　　放开禁忌，释放压抑的能量，是很痛快的，早期当人们还保持着比较完整的精神的世界追求时，还能拼发出巨大的文化创造力，尽管这可能会与传统的禁忌产生冲突。意大利文艺复兴就曾昙花一现地出现过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拉莫雷、加利略等伟大的文学艺术科学家。中国改革开放也曾带来更短时期的创造力，八十年初期曾有电影、小说、诗歌、绘画以及科技的繁荣，八十年代后期这一切才被经济大潮席卷一空的。

　　当大家都有禁忌时，谁走出禁忌，谁就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虽然一开始大家不太习惯，甚至道德上无法接受，但身体里蠢动着的欲望被暗中撩起，让人心跳加快，接下来这种初看起来倒行逆施的作为，反倒成了先进潮流的代表。用解放者眼光望去，反对者都是卫道士、伪君子。

　　女性的形象往往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当人们迷恋与欣赏的女性是清纯美丽的天使形象时，这个社会有更多超越的理想，含蓄的激情和丰富的艺术创造力。而当人们只热衷于女性身体的性感时，这个社会便少有心灵深处的理想与激情，思想与创作的冲动容易在放纵中迷失。

　　二十多年来无论怎样改革，怎样扩大物质利益的悬殊来鼓励探索与创新，中国人獨立的科技文化成就与产业品牌越来越稀有。可是，劣质模仿却是层出不穷，不只是小商小贩，还有大批科技骨干。抄袭舞弊的不只是大学生，还包括名牌大学讲坛上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教授，大有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今日中国，恐怕只有边远山区村民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还保持着传统的诚实。有位少数民族学生非常痛苦地来找我，说大学生里失窃成风，在打开水时热水瓶经常被人摸走，很多人已经习惯了，也摸人家的，他已经被人摸掉好多个，自己还是下不了手。

　　有一种说法，世界上60亿人口里，有13亿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其中12亿在中国。如果考虑西方社会里有些人虽然不一定去教堂，也不相信一个人格的上帝，但仍然具有一定宗教情怀，尤其是具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内化而成的理性精神，那么这种说法肯定是正确的。而这表明，中国今天的文化状态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其特殊的，传统文化彻底瓦解，既不能同化西方文化，也没有建立自己新时代的文化。

　　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无条件地把“保守”当成贬义词，把“开放”当作褒义词，也很少有人对世界潮流、西方轨迹有如此豪迈的寄托，没有向个民族如此钟情于机会主义的“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因时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本是农耕文明内部顺应自然的生存逻辑，以它来解构自己，却是从未有过的，这是当代人的创新吧！

　　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看似相同的旗帜，取向正相反。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思想界有人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大家都知道，这是要抵制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可是，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理论上似乎没有人说清楚了。有人将它与人文主义联系上，有人把它附会于“文人”的精神，有人还反问，过去就有人文精神吗？

　　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当然有关系，两者都是要“回到人本身”。前者是要走出中世纪束缚，当人被一种异化的信仰外壳束缚而倍感到压抑时，就开始要背弃它，要解放自己的生命意志。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人们要从天国回到人间，要以世俗生活而不是神圣价值为中心，这是典型的人文主义运动。而后者提出的背景却相反，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一部分人开始放纵欲望，然而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带来人们心底的快乐，反而是失落与盲从，因此这种经济发展与人本身的全面需求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一种人的需要的扭曲。于是，人文精神的口号虽然也是要回到人本身，却是由物质上的放纵回归精神追求。

　　从神圣世界回到物质世界，从物质世界回到神圣世界，都叫“回归人本身”。那到底什么是人本身呢？原来，“人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当“超我”成为桎梏时， “本我”的伸张就显得更加真实、鲜活、绚丽；而当“本我”泛滥时，“超我”就显得更是人的本质，更显得崇高。

　　是不是要回归过去的精神呢？又是，又不是，过去那种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当然是没有几个人想倒退回去。但是，正如天主教教会包办人们的信仰问题，只要有人接受，它就有它的合理性一样，人们指责、嘲讽改革开放之前人的精神扭曲，却并不能因此忽略一点，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毕竟也是理想主义，扭曲的精神仍然是充实的，也能给人带来憧憬。

　　况且，有人想要回归某种有精神追求的状态，并不是简单回到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文艺复兴是直接走出束缚，结果人们在短暂的放纵之后迷失了，一些人依旧回到天主教中寻找精神庇护，因此欧洲南部拉丁区今天反而更多人具有天主教保守主义倾向。而北部的宗教改革却是一方面走出罗马教会的外部束缚，另一方面却在每个人内心里形成更加虔诚，更加理性的基督教信仰，因此今天的新教国家里，理性精神已经内化到人格里。

　　但在中国，经济主义的潮流依旧甚嚣尘上，十年人文精神的口号并没有落实到人的心里去，人们依旧在疯狂，在焦燥，在彷徨，在寻觅。

　　作者:姚国华

市、县委书记和明清知府、县权力之比较

2008-01-10T21:05:00.000-08:00

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曾总结县委书记腐败现象，原担任过安徽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某，在副省长的任上折戟沉沙，他治下的各县县委书记接连出事，故有媒体如此总结。今日已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在市委书记这级官员身上同样适用。近期先后有市委书记出事，原湖北省襄樊市市委书记孙楚寅被逮捕后，他经营多年的襄樊浮出了许多陈案，一位三年前跳楼自杀的少女高莺莺，尸体被武警和公安抢夺，强行火化，不能不让人产生诸多联想。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一位酷爱文学创作的官员，正在一个全国级的散文会议上慷慨陈词时，被有关部门带走，他在郴州的一些事也随之曝光。

本来，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只有级别之差，他们权力运行方式是相同的，因此“县委书记现象”也罢，“市委书记现象”也罢，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源于他们自己的辖区内几乎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古代有一句民谚：“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说明县令、知府这些“百里侯”权力之大，对草民具有极大的伤害能力，但和今日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相比，知县和知府只是小巫见大巫，他们掌握的资源、运用权力的自由度远不如今日的书记。

一、名实不符带来的混乱

安徽前几年和最近发生的两件有意思的趣事，颇具象征意义。

几年前曹操的老家亳州市（县级市）的书记举行阅兵式，将全县穿制服的公务人员集中在一起，供他检阅，此错误法无明文惩治，最后他因贪渎被判刑。前不久寿县县委书记离任，当地官民在仿古的城墙前打出横幅：“欢送英明领导李某某离开寿县。”很显然，亳州市委书记想体验的不过只是一场“回避”、“肃静”开道的为官威风，寿县的官吏也无非在恢复送“万民伞”的传统。但他们的作为却为什么那样扎眼呢？直给人“僭越”、“逾制”的感觉？除了我们对这类人的政治智慧表示怀疑外，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我们这些执掌一方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们的名实发生混乱，因此他们的行为很难有一种刚性的标准来界定，一切存于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中。

比如，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以礼法治国，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规格，有明文规定，祭天、阅兵是天子的专利，父母官离任时老百姓送万民伞，绝对不能用颂圣的语言。如果犯了规矩，那是大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能遵循。

而今我们所处的国家政治上的定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官员不论级别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但实质上各级官员都掌握着远迈前辈的权力。如此以公仆之名掩饰父母官之实，必然会带来名实的混乱。县委书记阅兵，本来是一种帝制时代地方官显示威风的心理作祟，但可以解释为检查一下本县执法队伍的精神风貌，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欢送英明领导”本来就是“万民伞”的变种，照样可以解释为官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通俗地说，古代的知府、知县所穿的官服，所乘的轿子，都有正式法规进行规定，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这一切对宣称代表先进的执政党来说，在表面上、口头上必须作为“封建落后”的制度和文化加以批判和摈弃，而在实质上、操作层面上，这类规矩又改头换面顽强地生存下来，比如官员的安保规格、用车标准、副部以上的官员才能配备秘书等规定。对种种“僭越”、“逾制”的行为不能堂而皇之、援引法规进行惩处，因此地方官员各方面“超规格”屡见不鲜，而乡镇政府也敢照着天安门城楼盖办公楼，县、市也能盖一个带华表和仿照金水桥的大广场。

这些冲突根本原因是执政者的言行矛盾、表里不一、名实不符。所有的官员，如何把握这些官场艺术而不自取其祸，完全靠政治智慧和为官经验，而没有类似大诰的东西可以参照，相反，党章规定每个党员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从这个“逾制”的现象就可以一斑窥豹，如今的政治场上运行，潜规则的力量比任何一个朝代还要大，显规则和潜规则之间的鸿沟也远甚前代。

二、官员选拔之对比

汉代的小吏的升迁路径是很宽的，他们可以做到两千石大员，自唐代有了科举制以后，对县级以上的官员，资格有了严格的规定。这样有利有弊，弊端是仕进途径太过于严格，一些有本事的基层小吏，由于科场失意，只能沉沦于底层，心生怨愤或者完全靠蒙蔽官员、敲诈百姓为生存之道。但科举制延续千年，对政权稳定利大于弊，这种严格的资格考试至少杜绝了地方政治权力掌握世家手中，避免官宦和富商子弟靠关系和金钱，随意进入官场。以明清为例，出任知县的大多是新科进士，知府以及更大的官员，大多从知县级别的官升迁上去的。很少一部分声望很高而幸运的生员和举人，可以通过“拔贡”、“大挑”的方式进入仕途，担任县令这样的中低级官员，但程序异常严格。因此，除了现代宪政制度下的选举，科举应当是程序相当公正的官员选拔形式-----而民选为主的宪政制度下，也是选票和考试相结合，地方主要首长是选举，大多事务官是通过考试的“科举”产生。科举之路是很艰难的，举人以上（包括举人）的功名一律通过考试，很难恩荫。它的好处是通过考试手段打破个人、家族对权力垄断，除了皇帝以外，其他的职位都是开放的。“父子五进士、祖孙三尚书”之类的家族毕竟是异数。海外史学家何炳棣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明清社会阶层构造具备相当的流动性，明代进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占总数一半，明清550年间，三品以上能享有“荫”的特权家族的子弟所占进士尚不足总数百分之六。因此我们看《红楼梦》中因军功起家的贾家，高层权力斗争固然加速其败落，但几代子孙，少有人通过科举仕进，那么这样在政治地位上吃老本的大家族也必将慢性衰亡。

反观我们今天，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这类在政治结构中非常重要的职位，其标准说起来要求非常之高，政治素质、业务水平、个人品德都得出众，但这些标准是虚的，可操作性不强，唯一的刚性标准：他必须是执政党的一名党员。因为根据宪法那张纸上的定义，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执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担任地方党委要职的人，理论上讲不需要什么资格，谁都可以当。一旦没有严格的准入资格之限制，谁能担任那个职务，则名堂就更多了。如果是真正的选举政治，州长、县长亦没有更多的资格限制，只需常居当地的成年人，选票来决定一切。但一旦不凭严格的考试取得资格，而选民的选票又不起作用，那么通过非正常方式取得官职的“备选人员”基数大，门槛低，那么出身世家、父母当过大官的子弟，或者手中有钱的人，取得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这类职位的可能性，比明清时代的官宦子弟、富商子弟容易多了。过去的捐官，多是候补资格，而且被正途出身的看不起。如今没有 “正途”、“别途”之分，大家都是上面提拔的。近些年来，对官员的学历，组织部门有所要求，但我们知道，今日取得大学文凭的难度和古代科举是不能相比的，尤其各种党校的文凭也管用，即使此条途径被堵死，在官学一家的今日，官员在职取得博士学位也不是难事。

有人会问：现在公务员考试不是也很严格么？但公务员考试选拔的是科级以下的官吏，付处以上的不必通过统一考试，可以直接任命。试问，今日各在任的县、市委书记，几人是通过统一的公务员考试进入仕途？公务员考试反而给我的感觉是：做小吏资格要求很严，做县处级以上的官员，则不需要很严的资格考试。

如此既不民选，又不考选的选官方式，类似魏晋时期的“察举”，靠大官推荐，出现了“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的可笑局面。这样各地就容易产生大大小小的权力家族，比如原阜新市委书记王亚忱，执掌该市十余年，影响无处不在，退休后还威风凛凛，他的女儿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儿子是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

三、授权方式之对比

授权方式和官员选拔方式是一对孪生体，授权方式深深地影响着选官方式。

中国帝制结束之前，有两种授权方式，这两种授权方式的权力来源是一样的：“受命于天”，“君权神授。”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是真正的“封建”，“封建”时期是分级授权方式。

周朝分封了许多诸侯，授权给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封地里，又授权给各大夫。授权以后，诸侯只要尽到一定的义务，如岁贡、出兵勤王。（所以楚子贡包毛不入，其他诸侯就有理由讨伐他，幽王烽火可以戏弄诸侯。）天子只维持诸侯之间的公共秩序，不要自行攻伐，而中央政府几乎不管内政，因此在自己的封地里，诸侯和大夫俨然一个小国王，他们自行征税，自行聘请官吏。许倬云在《从历史看组织》形容西周这种“分封众建”的关系是总公司和分公司关系。但这种分级授权形式时间一长，就有一个弊端，会产生弱干强枝的政权结构，分公司实力大了，不把总公司放在眼里。周室衰微，诸侯争霸。

秦以后，行郡县制，影响至今，所以老毛说“千年犹行秦政制”。许倬云说：“秦朝设郡县，等于不设分公司，而是成立办事处及其代理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地方官的成绩，都是直接向中央政府报告。”这种授权是直接授权，权力只有一个来源-----皇帝。知县、知府、巡抚、总督，他们官职有高低，但彼此没有隶属关系，都是朝廷命官，都是皇帝授权。知县听命于知府，只是权力运行的程序而已，目的都是为了替皇帝，替朝廷办差，知县的权力并不是知府给的。因此，明清政府最低一层的首长----知县都是朝廷任命并考核的，清朝皇帝接见新任县令，就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谕示：你只对朕负责，你的官印是朕给的。因此，当时下级虽然也得奉迎上级，毕竟天下之大，朝廷对信息的掌握是有限的，得罪上司会十分麻烦，但毕竟自己的乌纱帽不是顶头上司直接给的，顶头上司只有参劾、保举和协助吏部考核之权，知县对知府、知府对巡抚的人身依赖关系并不十分强烈。

如今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权力从何而来？如何授权？是分级授权还是直接授权？是，也不是。因为整个政权的权力来源既非受命于天，也非来源于宪政体制下的选票，而是靠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这类政治口号式的自说自话。因此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的权力来源、授权方式也是非驴非马的混合形式。

按照宪法，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权力是通过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由公民授予的，但各级人代会又必须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那么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行政辖区内，最高权力是由当地党委的一把手掌握。-----中国现实的政治，就是不折不扣的一把手政治。

那么，党委的一把手，也就是说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谁给他授权？从理论上说，根据党章，他是由该县、该市党代会选举产生的，由该行政辖区全体党员授权给他，这看上去近似于一种民选形式，来源于选票。但实际操作中，都是上级组织部门考察，上级党委开会，上级党委一把手拍板决定的，可以说，真正的权力是上级党委，说白了就是上级党委的一把手授予的。这样的授权方式又是比较尴尬的，因为他用以下向上授权之名（党代会选举），行以上向下授权之实（上级的党委任命）。按照权力和责任对等的原则，那么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在责任上同样和权力来源那样名实不符，名义上向选举自己的全体党员乃至辖区全体公民负责，实质上只要对给自己乌纱帽的某几个人或某一个人负责。

民主集中制，在学理上就有某种难以解释的矛盾，权力既然集中了，又何以体现民主？“与中央保持一致”更多的时候只能是一种口号式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兑现。因为人家完全可以以子之矛，功子之盾，既然你说权力来自人民，那么以本地的民意为名和上级特别是中央讨价还价又如何呢？你还不能理直气壮地像帝制时代的朝廷那样对所有的命官说：你们的权力都是皇帝给的，干得不好，皇帝就可以收回你们的权力。

这种实质上的分级授权，其效能还不如郡县制的直接授权。因为中央只管省一级干部，省管地市一级干部，地市管县一级干部，县管乡镇。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只要将能直接影响他职位的某个人伺候好，就行了。其他更高级别的管理层，对他鞭长莫及。而今我国行政级别（此行政是广义的行政，因为各地党委书记才是真正广义上的行政首长）又是中国历史上层级最多的，有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行政效能在中间环节稀释、变形更加容易发生。

四、权力大小与监督机制之对比

分析了市、县委书记和知府、知县的授权方式，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今日之市、县委书记的权力远远大于古代的知府、知县。

地方首长手中的权力我以为首推人事权。在上文已经分析过了，明清时期知府、知县乃至更高的布政使或巡抚、总督，其在辖区内没有自由的人事权。他们辖区的知县，包括自己周围入品的僚属，如同知、通判或县丞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他可以参劾、保举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罢免。而今的市、县委书记对低一层次的官员，如市委书记对市委市政府各局、办，各县区正副职，县委书记对乡镇及县各局官员几乎有绝对的任免权，甚至自己同层级的其他官员，包括各常委、政府的正副职、法院检察院院长，虽然由上级组织部门考核，但该层级的党委一把手个人的意见相当重要。再加上现在的官员职数，四套班子加起来，可能数十倍于明清时期，明清一个县正八品以上的官员有几个，今天一个县付处级官员又有多少？

分析至此，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现在买官、卖官之风如此之盛。古代包括明清两朝也有卖官鬻爵之事，但卖官之权，全国都集中于吏部。而今每个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如果想卖官，都能做到，而且官员的职数远远多于古代。卖官既然操作起来更方便，可卖的总量更大，那为什么不卖呢？而且卖的是别人“寄存”在自己那里的东西，得到的利益却属于个人，多合算的买卖。

除了人事权，今天的市、县委书记对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也远胜于古代知府、知县。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长期是个农业社会，知府、知县守牧一方，其守牧二字可看出其有无为而治的一面，治民之术，我国传统上是儒法、黄老兼用。《明史。职官志》载：“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知县掌一县之政。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请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免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

可见知府多是宏观调控，知县作为亲民之官，管理的事务很实，但有限。无非是赋税征收、劳役差派、讼狱治安以及一些公益事业。古代中国县以下是乡土自治，以宗族为核心的民间自治力量很强大，知府、知县只要保境安民，替朝廷如数收税就行了，至于老百姓自己怎样生产、生活，没必要太多过问。

现在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在其辖区，可谓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除了当地的驻军他管不了，其他还有什么事他不能管，不想管的？人事大权、行政事务、司法活动，乃至人代会这样名义上的民意机构，都归他的领导。由于现在的经济水平远非古代农业社会可比，国有企业的投资、运行，民营企业的存活、重大公共项目建设，都可以直接插手。从落马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的案件分析，这些人除了卖官牟利，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插手重大建设项目，官商勾结大谋私利。今日中国经济繁华远非古代可比，市、县委书记手中的权力也远非古代知府、知县可比，那么其以权谋私的空间自然比古代的同级官员大得多。

讲到权力，自然不能不说监督和问责机制。从秦朝设御史大夫开始，两千年帝制时代，除了皇权之外，其他的权力都有明确的监督机构给予监督-------至于监督的效果，因时代而有差异。明清两代，对地方官的监督机制是比较完备的，明朝多太监弄权，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游离于帝国文官监督体系之外，明朝监督分两个序列，中央六部是给事中，地方各省为御史道，合称“科道”，清承明制。明朝十三行省共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由都察院管理，查纠各地方官。其级别并不高，正七品，和知县一样，但威权重，一旦外出则是代天子巡察各地，称巡按（明朝御史外出巡查，加总督、巡抚、经略、总理、巡视等名衔，清代总督、巡抚已成为地方实职。）《明史。职官志》言：“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传统戏曲里面，那些新科进士，最牛气的是点了“八府巡按”，到各地后，地方府、县官见到他们十分恭敬。所以《玉堂春》的王公子，才可能巡按山西时，救下了和自己有个N夜情的美眉苏三。

当然，这种监察权仅仅是皇权的派生，如果皇帝昏庸，他们照样不能很好地行使监察权，明熹宗魏忠贤当权时，被残害的杨涟、左光斗等官员大多是监察官。但帝制时代有一个好处，这江山的“产权”明晰，有非常明确的产权人，即皇帝，江山是自家的，不是特别昏庸的皇帝，谁也不会由得地方官胡折腾。尽管我们教科书上说明清两代政治黑暗，但仅仅是晚期，大部分时间内朝廷对知府、知县一级的官吏还是有着较严密的监督体系，地方政治不至于一败涂地，否则两个朝代的寿命加起来也不会有近600年。

由于明清两代的监察权在中央，一个七品的御史照样敢查纠地方大员。今天比起明清两代，似乎监督、问责机制更加健全，有党委纪检部门、政府监察部门、司法的检察部门，还有所谓代表民意的人大监督。看起来四管齐下，但既不能真正启动民意程序对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进行弹劾、罢免，全国如此之大，中央又不能直接监督他们，他们所能接受的是同级和上一级的监督。同级监督几乎不可能，人大主任由书记兼任，纪委书记、检察院长、监察局长又是自己的下属，谁敢监督他？那么上一级监督部门呢？最能对贪渎市、县委书记发生监督效能的也确实只能是上级监督部门，可正如上文分析那样，市、县委书记是分级授权，对他职位发生关键影响的是上一级的党委一把手，两人中间并没有设置隔离墙，下级党委一把手一般说来是上级一把手信得过的，除非他在上级的党委一把手心中失宠，或者上级一把手换人，或者由于说不明道不白的权力斗争，或者因为有上级一把手也替他挡不住的外力-----比如更高级别的专案组介入，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才可能出事。十年前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说过一句话很精辟，大意是官做到地厅级，几乎就没法监督了。

现在的体制下，可能起点作用的是新闻监督，但本地新闻媒体也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异地监督现在又被打压，新闻监督的空间在当下更加狭窄。

明清两代不许在家乡五百里内做官之类的回避制度实行得不错，全国的知县、知府都由朝廷的吏部统一分派，一个知县大多在离乡很远的外地做官，有三年大计这种吏部和都察院联合举行的考核方式，而且流官的调任、升迁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避免了一个知府或知县盘踞一地特别是和家乡的各种势力发生关系。而我们今天的市、县既非真正的地方自治，由选票产生本地的行政首长，又不是明清那种官僚体制下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回避，因为是分级授权，官位由上一级任命，大多只能在本省范围内交流市委书记，本市范围内交流县委书记，无非是在邻市、邻县做官。所以辽宁人王亚忱能在辽宁当许多年的市委书记，湖南人李大伦在湖南，湖北人孙楚寅在湖北任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多年，能不在当地盘根错节、只手遮天么？

今天我们虽说明清时政治上腐败，但具体分析对地市、县一级的行政首长的管理，今天又比明清两朝做得好吗？

结语：体制不改，必然会产生市、县委书记“土司化”

现在我们如果往前走一步，能在宪政体制下，由选票来选拔市、县一级的行政首长，自然就有民意机构对他们实行全天候监督，他们即使贪渎，也很容易暴露在阳光下。要么我们退一步，回到明清时代那种，府、县主官都由中央委派、考核、调任，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现在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现象。问题是我们既不敢往前进，又不能往后退，正处在两头不靠的中间状态。市、县委书记只要搞定一两个关键人物，贪渎的风险就很小，这样下去，一些市、县委书记就很容易变成当地为所欲为的“土司”。制度不改革，仅仅靠“权为民所用”这类道德说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而毛时代，搞一场接着一场政治运动，使官僚层处于动态之中，一定程度可能避免地方官“土司化”，但社会成本太高。

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司化”的流官比明清时代真正的土司还可能肆无忌惮。因为土司是世袭的，为子孙后代计，还不敢对治下臣民太严酷，会尽量避免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而掌握巨大权力的市、县委书记，在监督失灵时，有人可能会把治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当成公共牧地，只求眼前收割，哪管日后荒芜。

那么出路在哪里？其实每个对世界潮流有所体察的人，都不难知晓答案，在此我就没必要赘述了。

2006年7月20日于北京平乐园

系统

2007-12-25T04:55:00.000-08:00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曹筠武　张春蔚　王轶庶

■编者按：

在一款同时在线人数超过百万、全部玩家加起来可以组成一个超级城市的网络游戏中，它的游戏精神是指向乐趣，还是指向权力和金钱？它的社会规则是新世界的开放自由，还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只是对某一款游戏的追问，甚至也不只是对韩式网游的价值观的追问，而是对人与游戏、人与人的关系的追问。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也有着人们必须捍卫的准则。

在当下中国最火的一款网络游戏中，玩家们遭遇到一个“系统”，它正在施行一种充满诱惑力的统治。这个“系统”隐匿无踪，却无处不在。它是一位虚拟却真实的垄断者。“如果没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的一片叶子也不能动。”这是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声音，悄然回响在这个虚拟世界之中。

白天，27岁的吕洋是成都一家医院的B超检查师。

晚上，她是一个国王，“楚国”的国王——玩家们更乐意按游戏里的名字尊称她为“女王”。在这个虚拟王国中，“女王”管理着数千臣民，他们都是她忠诚的战士。

在一款名叫《征途》的网络游戏中冲杀了半年多之后，吕洋自信看清了这样一个道理：尽管这款游戏自我标榜以古代侠客传统为背景，实际上钱才是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行走江湖最关键的因素。

吕洋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丈夫是生意人，资产殷实。钱对她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但她仍然忿忿不平地把这款游戏中一些风头正健的人称为“人民币玩家”。虽然在游戏中投入了数万元，但她仍然屡战屡败，原因就在于有人比她更愿意花钱，也花了多得多的钱。

正如《征途》的创造者史玉柱所言，这的确是一款适合有钱人的游戏。在这个世界里，欺凌他人的威力和合法的伤害权都标价出售。

尽管一切都是虚拟的，吕洋却曾经坚信她找到了一条通向光荣与梦想的金光大道。不过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加速投入，和很多人一样，吕洋发现，金钱铸就的，其实是通往奴役之路。

战争即将爆发

所有人都必须是“人民币玩家”——和平受到鄙视，战争受到推崇——被杀死者得到的只有耻辱

坐在常去的一家网吧的VIP包房里，吕洋显得兴奋而又忧心忡忡，她面前的19英寸液晶宽屏上，黄色的粗体字反复闪动：“国战将在晚上8点15分开始”。她还有两个小时，对她手下的战士们做最后的动员和部署。

将要攻打楚国的是游戏中的头号强国魏国。魏国拥有上万名玩家，更为关键的是，魏国的支柱，“王者家族”成员们，个个都是令人敬畏的英雄，他们的等级遥遥领先于一般人，装备着成套的最为昂贵和罕有的神圣铠甲和武器。在“世界英雄排行榜”上，他们长期牢牢地占据着前五十名中最靠前的位置。

他们拥有恐怖的杀伤力，人人以一当百。即使吕洋这个“女王”和他们对垒，如果战术采取不当，也存在被“秒杀”的危险。所谓秒杀，就是在几秒钟之内，在意图还击之前，就被一招致命。吕洋的丈夫并不玩游戏，但他也会对此开开玩笑：“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如果刀够快，你可以听见自己的血从脖子里喷出来的声音。”“女王”吕洋对他们最为忌惮，同时又略带鄙夷。“他们就是人民币玩家嘛。”她说。

实际上，只要进了这个虚拟的小世界，所有人都必须是“人民币玩家”，区别只在于你愿意花多少而已。

和以往的所有网络游戏不同，《征途》并不计时收费。简单地填写一份网上表格，就可以注册账号。只需要起个名字，选择性别、国家，一个虚拟身份就此诞生，光荣而艰难的征服之路摆在了你的面前。根据游戏的主线故事背景，你会惊奇地发现其实你是皇族之后，由于战乱被弃于荒野，现在你长大了，知道了自己高贵的血统，接下来该做的就是练一身好武艺，奋起于草莽之间，闻达于庙堂之上。建立自己的国家甚至取得统治世界的皇位以恢复祖先的荣光，则是你的终极目标。

故事很合中国人的口味，惟一令人感到困扰的是：热血沸腾之后，你发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原来是那么大。一个新诞生的身份是1级；而王国里最英勇的英雄们能练到“转生170级”：练满普通人的168级之后，他们又获得新的不朽之身，并再次练到了170级。简单地说，那就是人和神的差距。英雄们手持 “完美的神圣武器”，浑身旋绕着代表高贵的紫色光晕；而你却两手空空，甚至全身上下只有一条遮羞的短裤。

现在，你可以购买点卡，持续地把人民币注入游戏中的账户，以便快速升级，购买各种名贵材料打造装备；你也可以不花钱，如果什么都不做，只是呆在游戏里的话，系统不会向你收取一分钱。但很快你会发现，你连荒地里的一只蚊子都打不过，你的活动空间甚至仅限于出生地，一个叫“清源村”的小村子，更为广阔的世界则是为英雄们准备的。当然，最让你沮丧的还在于，贵为皇族的你，却永远生活在被其他玩家“秒杀”的巨大阴影之中。

显然，吕洋走了一条真金白银铺就的英雄之路。她如今是“转生145级”，历经艰险戴上了王冠，她的坐骑是一条浑身闪着火光的龙。但英雄亦有英雄的烦恼，她的王国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吕洋自认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她把女性的温婉带到了对国家的治理之中。“女王”很少主动攻击别国，更喜欢带着臣民们消灭怪物，或者经营骆驼商队。但这并不能避免受到攻击。

“国战都是系统安排的，”吕洋解释说，“国王只需要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安排好战争爆发的时间。”

系统喜欢“国战”。这个虚拟世界里，“和平”受到鄙视，战争受到推崇。战胜国可以自动获得战败国国库里的金钱和物资，国家排名由“国战”胜利次数决定，强国的臣民名字下闪耀着一颗颗星星，那代表着每一次辉煌的战胜。当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战争中的人来说，冲入别国的土地，肆意砍杀每一个胆敢与之抗衡的人，无疑是释放内心深处原始冲动的绝佳办法。

系统准确地捕捉着人性的弱点，召唤着玩家们在违背普世价值的虚拟世界中放纵自己的邪恶。它赋予战争中的人肆意杀戮的权力，给予杀人者加倍的经验值奖励；系统也会标明你的斩首纪录，那一串串数字就像印第安战士割下的头皮代表着无上的荣光，而被杀死者得到的只有耻辱。

吕洋打电话，上QQ，或者在游戏中直接交谈，她自知实力对比悬殊，因此通知手下的战士们集中力量，守住王城的一角。她的声音因紧张而略带颤抖，尽管对现实中的她来说无论胜败都毫发无伤，但在游戏里，她知道那意味着生存还是毁灭。

离战争爆发，还有两个小时。

国王死了

推销员来了——冒险家乐园——都在“系统”的支配之下——小角色杀死了国王

在开始“征途”之前，吕洋玩的是另一款游戏《传奇》。她玩得并不好，仅仅当作一种周末的消遣。《传奇》计时收费，玩家购买在线时间用来升级和打造装备，所有的事情都费时费力。“比如你要打一个终极怪物，”吕洋说，“要跑很远的路，在迷宫里面转来转去，杀掉无数的小怪，可能耗一个晚上，你才跑到大怪的面前。”最让人崩溃的是，当历尽艰辛终于站到大怪面前，一不小心却被秒杀了！那么，从头开始跑路吧。

吕洋可能从未得知，在她晕头转向地跑路时，一个叫“送礼只送脑白金”的玩家也在这款游戏中闯荡，他从来不耐烦那些烦琐的升级步骤，而是直接购买高级别账号；他成千上万地花钱，砸下最顶级的装备。以钱铺路，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最强大的威力。在这款典型的韩式“泡菜”游戏里，他试验出了自己独辟蹊径的玩法。这位玩家就是后来《征途》的老板史玉柱。

2007年年中的一天，就在吕洋常去的这家网吧，一个推销员站到了正在“跑路”的吕洋面前。他衣着得体，面带微笑，用充满诱惑力的词汇介绍了一款名叫《征途》的新游戏。“绝对不用走迷宫，我们要的就是爽快。”吕洋记得他这样保证。

吕洋就此和朋友们“踏上征途”。她的这些朋友们要么是医院的同事，要么是丈夫生意上的伙伴，空闲不多，但钱不少。他们很快发现，《征途》的确是一款爽快感十足的游戏，简直就是为他们这样的人设计的。

要找系统角色接受任务，不用费力去找，点F键，下拉菜单里角色名字一一罗列，就像网络上的超链接，双击名字，就自动找到面前；要去某个地方，不用走迷宫，点开地图，找到地名，鼠标左键单击，一会儿就到了。

很快吕洋就离开了“清源村”，热闹的“凤凰城”和辉煌壮丽的“王城”才是她的舞台。这位后起之秀被吸纳进了“楚国”最有威望的家族“桃花源”。单打独斗是不现实的，拜入名门正派才是出头之道，这里就如同武侠小说描写的江湖；而家族与家族联合可以组成帮派，帮派各自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在达成妥协之后又互相配合支撑起一个国家。

游戏里的大部分系统角色，比如杂货店老板或是锻造铺师傅，都可以被帮会控制，此后他们会持续贡献“保护费”。系统鼓励帮会争夺控制权，谁杀死竞争对手，谁就能接手保护费。帮主们因此热衷于抢夺街区和店铺。这样在吕洋看来，她的置身之处，又像是1920年代的上海滩。

这里的确像那个“冒险家乐园”。低级别的玩家甚至也可以挣钱！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比如护镖，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银两”；达到一定级别和保证一定在线时间后，系统甚至会给玩家“发工资”；还有各式各样的“奖励”、“返还”。

“其实都是些小钱，”吕洋说，“相比花掉的钱简直没法比。”但由此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无法比拟的，你能想象在砍翻敌人的同时还能挣“银子”么？“想得到更高级的奖励么？”吕洋说，“那就花更多的钱呗。”

时常有“外国人”冒险进入楚国，他们可能是魏国人，也可能是宋国人，或者是其他9个国家中任何一国人，但不管是哪国，一旦踏入楚国地界，他们的名字就显示为红色，这个颜色意味着：敌人——应当杀死的人。每杀死一个这样的人，系统就会在“护国英雄排行榜”里为你加上光荣的一分。

他们并非是闲逛者，而是根据系统分配的指令而来，他们必须进入敌国完成诸如“刺探情报”或者“抢夺太庙资源”等等任务。而同样根据系统赋予的职责，家族和帮派此时的任务就是杀死他们。

那时吕洋还是一个小角色，她正在砍杀一头犀牛，屏幕上出现一条指令，帮主撒下了帮主令，要求帮众前往杀敌。点击“是”之后，吕洋被传送到王城边境附近，众人正把敌人围在当中奋力砍杀。

帮主“狼烟”是当然的主力，他是一个“武士”，近战肉搏是他的特长，他的“无双剑”能造成惊人的杀伤。在炫目的刀光闪耀间隙，吕洋突然发现敌人的坐骑是一只麒麟，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国王，只有国王才拥有这种神兽！

吕洋是一个“法师”，她专修冰系法术，可以从远处以冰雪为武器。这是她参加的第一次激战，她站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将霜冻从空中撒向敌人。麒麟居然哀号倒下，国王死了！吕洋幸运地完成了最后一击。

屏幕上黄色的粗体字夸张地跳了出来：“天哪！吴国的国王居然被楚国的无名小辈女王杀死了！”吕洋在电脑前禁不住手舞足蹈，她杀死了国王，一个小角色杀死了国王！她双脚猛地一蹬，电脑黑屏了——她兴奋得把电源插头踢掉了。

往后几天，吕洋都有些“神神叨叨”的。游戏里“全世界”都知道她杀死了国王，朋友们有些羡慕地向她祝贺。即使在医院上班，吕洋也在办公室的电脑上下载了游戏，她就是喜欢挂在游戏里，反复地看那条早就过时的消息：“天哪！吴国的国王居然被楚国的无名小辈女王杀死了！”

有时候严厉的院长从办公室经过，威严地审视医生们的工作，吕洋只能把游戏界面最小化。她会悄悄地跟同事炫耀：“牛啥嘛，他要是耍游戏，我一招就把他砍翻！”院长其实并不坏，但吕洋觉得他“缺乏对女性应该有的尊重”。“在游戏里，女人也可以统治男人。”她宣称。

国王万岁

核裂变一样蔓延的仇恨——好的装备都意味着金钱——总有无数的人在疯狂比拼——“国王万岁！”

但“女王”其实并不像想象中一样“牛”，几天之后，就在王城外，一个敌人逼近，他骑着鬃毛飞散的烈马，威严得像天上的神，他只问了一句话：“你就是那个女王啊？”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天上砸下，落单的“女王”还没来得及答话，被“秒杀”了。

吕洋目瞪口呆，短暂的惊愕之后她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她要升级，要得到最好的装备，她要当真正的王，她要报仇！

仇恨是这个世界中最强大的动力。“秒杀”吕洋的玩家，立刻被系统自动排入她的仇人名单，时时提醒“女王”报仇雪恨。“仇人”是这里最常见的社会关系，仇恨关系同样存在于家族、帮会和国家之间。如同核裂变一样蔓延的冤冤相报，在这里是受到鼓励和颂扬的永恒主题。

她找到“代练使者”，一个代表系统与玩家做交易的虚拟角色，他就站在王城大道边上，答话谦卑而热情，乐意为有钱人服务。吕洋向“使者”支付人民币购买经验值，“使者”则让她迅速升级，从人变成了神。吕洋觉得这么做很值得，在这上面，她“只不过花了千把块钱”。

但是，杀伤力和防护力是由装备决定的，级别只是佩戴相应等级装备的必须条件。就像金庸的小说，内力的修炼是必须的，但一把玄铁剑却可以让杨过无敌于天下。游戏中按照等级不同划分出了20等装备，以法师职业为例，武器由最初的柳木杖到最为罕有的至尊杖。此外还有铠甲、头盔、腰带、护腕、项链和戒指等等。

这些好的装备都意味着金钱。和别的网络游戏不同，在这里，打怪和接任务不会掉装备。“我都要最好的，”吕洋说，“你只能去系统商店买材料，再找系统铸造商打造；或者，你只能去赌。”

“赌”，就是“开宝箱”。玩家向系统购买钥匙和箱子，很便宜，一块钱一套。用钥匙点击开启，屏幕上一个光芒闪耀的箱子缓缓打开，各种材料或装备如同赌场大转轮一样排列在箱子里，光圈飞速转动，停下的地方就代表赌到的东西。箱子里经常会有玩家们最希望得到的高级装备，但转动的光圈却往往和它们擦肩而过。

吕洋如今回忆，最疯狂的时候她就像一个赌场里的赌徒，会在屏幕前大声喊叫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乌木，乌木”，那是一种高级材料，而最后她往往得到的只是一点少得可怜的经验值。“乌木”，或者那威力强大的“幽冥戒指”，仍然摆在宝箱里，闪着诱惑的光。

这个世界中还存在着一个“开宝箱”排行榜，每天开宝箱最多的人，可以得到一颗罕有的令人倍增威力的“补天神石”。

这个巧妙的设置具有无穷的诱惑力，总有无数人在疯狂比拼开箱数量。吕洋曾一晚上开过上千个箱子，但始终功亏一篑，总有人比她更为执著，她从没拿到过那颗神奇的石头。

各式各样的排行榜随时闪现，世界英雄排行榜——根据级别和装备带来的威力排序；护国英雄排行榜——根据杀死敌国人的数量排序；国家实力排行榜 ——根据国家物资和国战胜负记录排序……就像电视里随时出现的脑白金广告，实时变动的排名对野心勃勃的英雄们高频率轰炸，提醒他们在这个严酷的世界里一刻也不能放松。

玩家在不懈地开着箱子，他们有时好运地得到一点好东西，绝大部分时间几无所获，但越是没有收获，他们越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下一个箱子。他们每点击一下，就代表一块钱，又一块钱……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沙漏，金钱涓滴成河一般随着每一次点击汇成巨流，流向看不见的系统。

吕洋自认为运气还比较好，“平均开1000个箱子，好运的话能有十几次拿到好东西。”

由此吕洋成为了她现在所鄙夷的“人民币玩家”，上万的人民币被迅速而几乎不被察觉地花了出去。在游戏中。“女王”拥有了可怕的威力，她为自己，也为朋友报仇；她接受请求，为本国的商队护镖；同时她也会和英雄们一起侵入别国。她声誉日隆，跻身英雄之列，在游戏里，她甚至和威猛的帮主“狼烟”喜结连理。当然，也由于她在现实中是一个那么可爱的姑娘，她被推举为楚国的国王。“国王万岁！”人们向她俯首称臣。那是吕洋在征途中的最高点，也惟有在那转瞬即逝的一刻，吕洋觉得自己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是值得的。

国王累了

“系统”是最为勤奋的——女王觉得自己像驴子——花钱买你生气——快感只在一刹那

吕洋心里清楚，王位是真金白银买来的。一套转生150级左右的顶级装备，平均要开5000个宝箱。按照系统繁复的装备打造设置，要给一套装备镶上 14颗星星，打开“灵魂锁链”，镶嵌补天神石，花费又在5000元左右。随着等级的提高，原有的装备又必须相应替换或升级。平均每升5级，装备就要更新一套。

这时的“女王”已经成了一位熟练的开箱工，日复一日地开宝箱，升级装备，再淘汰，再升级……“后期主要就干这个事情了，”吕洋回忆，“不更新换代不行，不然国王很快就变菜鸟。”

这样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游戏内部。在吕洋常去的网吧，甚至洗手间里都贴着征途网络公司的宣传四格漫画。当你洗手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一个漫画小人，在尖刻地嘲笑那些疏于升级的“懒人”。而招贴画上威风凛凛的英雄在每个网吧的门口注视着你；勤奋的推销员们时常出现在玩家身边。

与媒体上的各种宣传攻势相比照，这些推销员被称为史玉柱的“地面部队”。他们大多是“脑白金”销售旧部，活跃在中国广大的二、三线城镇，对于如何发掘利润，他们有着训练有素的敏感和才能。

系统是吕洋见过的最为勤奋的游戏系统，它更新换代的频率令人应接不暇。“要么花钱买安全感；要么省钱，随时被欺负，”吕洋说，“一天不上线，就会觉得自己又落后了，实在是太累了。”她觉得自己像被胡萝卜吸引着一直向前的驴子，总有更加强大的“威力”在前方向她招手，而漫漫“征途”几无止境。游戏中弥漫的仇恨也令吕洋越来越厌恶。一些结下了梁子的人民币玩家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要一争高下。他们反复抢夺对系统角色的控制，互相攻打帮派总舵，没完没了地袭击对方的商队，在PK竞技场上更是置敌人于死地而后快。甚至宝箱排行榜第一名也是他们争夺的目标。

如果一个玩家开了5000个箱子，另一个就一定要开第5001个。他们把这种疯狂的玩法叫做“花钱买你生气”。

系统不停地自我更新，统御术层出不穷。就连传统的打怪任务，系统也干脆允许家族与家族之间抢夺砍杀boss的权力。身为一国之主，吕洋总是必须身先士卒，如果她稍有懈怠，总有红了眼的部下口出怨言。

这越来越不像吕洋想要的游戏。吕洋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愈发丑恶，荣誉被建立在仇恨和贪婪之上。和以前的激动不已相比，如今快感只在疯狂结束后的那一刹那，接下来她会觉得无聊。

在楚国遭遇魏国的挑战之前，“国王”已经开始厌倦了。

地底的火在喷涌

只希望坚持半个小时——和平的气氛在蔓延——“跟你们老板说，不要尽干些挑拨离间的事情。”

“国战”在晚上8点15分爆发。吕洋和朋友们，她最得力的几个“武士”，坐在网吧包房内奋起应战。每当大的战役爆发，他们就坐在一个包房内，就和真实的战斗一样，肩并肩便于及时沟通，更利于互相鼓舞。

敌人从王城东门涌入，他们的国王身先士卒，冲入东门后使用“帮主召集令”，这样，他最精锐的英雄们可以被瞬间传送到他的身边。随着旋风，魏国的武士们从天而降，他们立即被楚国战士重重包围。“女王”知道这是敌人的精锐，尽管城门外大批敌人正在涌入，但这些国王的随从才是最可怕的威胁。

武士们挥动大刀，空气被划裂成一道道光芒，他们拥有最强大的近距攻击能力和防护力，总是冲杀在前；法师们念动咒语，大地裂开，地底的火喷涌而出，天上的风云也化身为凌厉的雷电冰霜；蜂拥而来的召唤兽，来自天界和冥界，呼啸着混战在一起。战场被淹没在超越自然的伟力之中。

半个小时，吕洋只希望坚持半个小时。她从来没奢望胜利，战前魏国人放话10分钟结束战斗，傲慢的挑衅令让人反感，在战前动员里，“女王”向臣民们保证，她一定坚守半个小时。

东门不可抗拒地被攻陷，“女王”转战王城宫殿，宫殿前矗立着“大将军王”塑像，只要他被砍倒，就意味着楚国输掉了战争。楚国的战士们把战车集中起来围住塑像，在猛烈的攻击下，只有坚固的战车能够提供些微保护。

吕洋使用了“防守虎符”，她的臣民可以被全部召集到身边，楚国全国动员，宫殿前的每一级阶梯都成为血海。魏国的英雄们每杀死一个对手，就会有十个或者更多的人把他们围住。战场已经陷入混乱，没有沟通，没有指挥，每个人眼里只有敌人，本能地砍杀，不停地砍杀……

但吕洋的判断是对的，“人民币”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实力之战，系统这个胜利女神青睐祭献更多金钱的一方。当魏国的国王最后砍倒“大将军王”，吕洋看了一眼时间，她坚守了将近40分钟。

这是吕洋输掉的最后一场战争，尽管她也曾经赢得过国战，但这个生性温和的姑娘如今觉得即便胜利也不能再带来荣耀的感觉。战斗结束后，她充满厌恶地声称不再履行保卫国家的责任。“再有国家来进攻，我的家族不参与应战了。”她向臣民们宣布。“有意义么？”吕洋反问她的质疑者们，“系统挑起战争，我们往里投钱，谁投的钱多谁就赢。”她觉得没有胜利者，“都被系统耍了！”

帮主“狼烟”和家族里的其他人支持了她的决定。“我们也觉得，这不是我们在打仗嘛，”狼烟解释，“纯属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吕洋成了“世界”里著名的“反战”国王。她更热衷于和别国结为盟国，当然盟国可以轻易地撕毁和约，她也不在意。在和其他国王交涉时，她也总是强调，就算你来打我，我也不应战。“让他们自己觉得没意思。”吕洋有些狡猾地说。

和平的气氛在悄悄蔓延。“国战”次数进行得太多，各国国王和英雄们互相之间开始熟络，在无数次仇杀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成了不打不相识的朋友。“时间长了，没人好意思动武了。”吕洋说。

上线的时候，她也只喜欢跟朋友们聊聊天，组织家族或者帮派的活动，惟一杀人的情况只限于为臣民的商队护镖的时候，她讨厌那些专门盘踞在边境附近、以砍杀平民和抢掠商队为乐的“强盗”。

在网吧，她又碰见了一个游戏推销员，并不是开始那个，但一样面带微笑，用充满诱惑力的词汇请她“提点意见”。这位推销员同时自信地声称：“万人国战的场面会更加宏大和频繁！”

就在这段时间，征途网络公司宣布“重组国家”。系统将原有各区的国家重新打乱组合，原来的友好关系打破了，陌生的国王们重新被扔进了新的竞技场，而仇恨将被重新点燃。

“跟你们老板说，不要尽干些挑拨离间的事情。”吕洋回答。

昔日勇猛精进的“女王”开始变得“不思进取”，她疏于升级，也不再渴求更好的装备。她在游戏里的配偶“狼烟”有些着急了，催促她赶紧跟上，不然就要被越来越多的人超过。

而吕洋现实中的丈夫是个关心妻子的人，他以为吕洋只是累了。一天早上，吕洋醒过来，发现不怎么玩游戏的丈夫坐在电脑前，替她不停地开着宝箱，他想为她打造更好的装备。吕洋突然觉得有些心酸，在下一次上线的时候，她悄悄跟“狼烟”“离婚”了。

监牢，看不见

禁止市场经济——第二十二条军规：那儿有个概率——如果他们反对“系统”会发生什么——“天哪”

尽管赞同“和平治国”方略的人并不很多，但吕洋发现，和她一样对这款游戏从赞赏变为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连吕洋都没有想到，玩家们居然自发组织了一场针对系统的“静坐抗议”。

事情起因于系统宣布的一项新规定：绑定。根据这项规定，玩家从系统获得的装备和“银两”，都属于绑定范畴，即只能自用，不能交易，不能交换，甚至不能拆成材料或者干脆丢弃！

在游戏里，每一种职业都必须搭配对应的装备，每一种装备又由对应的材料打造。开宝箱早已成为玩家获取装备和材料最主要的方式，当你耗费掉了人民币，需要一块“乌木”却得最终得到一块水晶，玩家们通行的办法是互相交易各取所需，或者摆摊出售换取银两。征途网络公司的解释则是，他们发现有职业玩家将游戏中获得的银两和装备在线下出售获利，“绑定”是为了打击这种行为。

玩家们最终发现，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被禁止了，合法的私有财产只许保有，不许交易。在这里只有一个庞大的终极卖家被允许存在，那就是系统本身。

在一些游戏论坛里，随处可以看见玩家们黑色幽默一般的抱怨。一个帖子说：“我是个法师，花了上百块钱转到了一把刀，可是我不能装备刀啊。这把名贵的刀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还不能把它扔了。我甚至还要花钱向系统买个包袱，因为我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装这把刀！”

“这个游戏处处都是花钱的陷阱！”另一个玩家宣称。他举出“孔子”为例，这个万世师表的人物在游戏中负责“智力考试”，通过考试玩家可以获得海量的升级经验。但是，受教育是很贵的，向“孔子”讨教问题，居然“20两银子一次”。甚至财大气粗的人民币玩家们也对过于频繁的更新力不从心。系统最新宣布，可以给装备镶上第15颗星星。按照规则，购买4颗宝石充一颗星，看起来不麻烦，但是这里有一条“第二十二条军规”：连续镶星会导致所有的星星爆炸。

假如你已经花费了40颗宝石镶上了10颗星，而在镶第11颗时发生爆炸，那么前面的10颗星同时消失，你只能从头开始。从第10颗星开始，成功镶嵌的几率为50％，此后递减。星数越高，爆炸几率越高。

设计者在此利用概率原理和玩家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在冲第14颗星时，连着爆了11次。还不算前面爆炸的次数。”一个玩家抱怨。仅仅为了给他的至尊刀镶上第15颗星，他就花费了超过3000元。

玩家们出离愤怒，他们停止砍怪，不再接受任务，国王们都难得和平地坐到一起而不是申请“国战”。在游戏地图最中心的皇城广场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战士、法师、弓箭手和召唤术士们。这些往常醉心于杀戮的角色，如今用绝对的安静来对抗系统的贪得无厌。

吕洋当然不会缺席，她率领家族成员们加入静坐行列，她甚至花“10两银子一次”向“全世界”喊话：“游戏越改越烂，系统越来越贪！”

她惊愕地发现，“系统”两个字不能显示了，变成了**；再试“GM”，还是**；再试“史玉柱”，这次是***。

吕洋既愤怒又觉得好笑。是啊，这个隐匿无踪的**或***，却无处不在。它谦卑而热情地引导你花钱，它隐身其后挑起仇杀和战争，它让你兴奋或者激起你的愤怒，它创造一切并控制一切，它就是这个世界里的神。

**虽不可见，却始终看着你。没过几分钟，正在愤怒控诉的“女王”被抓进了监狱。按照系统的指令，她将被关押8个小时。这个“监狱”不在这个世界的地图上的任何一点，它只存在于系统中，就像索尔仁尼琴描写的古拉格群岛，你从不会看见它，你只是被运送到那里。

随后发生的一切，也正是只在那些最糟糕的世界中的监狱才会发生的。“女王”太显眼了，她的麒麟神兽暴露了她的身份。监狱里的人们看见了一个国王，就如同当初吕洋还是个小角色时看见国王一样难抑杀意。疯狂的人们围拢来砍杀，“女王”一次被杀死，又在原地复活，再被杀死……

屏幕上夸张的粗体字又一次次闪耀：“天哪，楚国的国王女王居然被无名小辈×××杀死了”。

吕洋突然觉得以前的自己真的是很愚蠢，她对“女王”，或者说另一个自己的生死毫不关心，她退出游戏，关了电脑，上床睡觉了。

永远不再回来

旧王逊位，新王登基——为什么会有仇恨——又是一个财富神话——永远不再回来

第二天，吕洋上线，宣布“国王”逊位。她发现这里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真实得那么残酷；她曾经试图挑战这个世界里弱肉强食的规则，对抗系统，却徒劳无功。现在，她彻底厌倦了。

一个渴望战斗的新锐武士接任了“国王”，并立即申请了新的国战。“女王”和她的家族没有参与这次战斗。楚国惨败而归。一个小角色，以往跟着“女王” 闯荡，如今被困在了敌国，完全是刀下鱼肉，他一次次在安全区复活，但只要尝试跑出安全区，就毫不例外地被杀死。这是个新玩家，他的账号里还没什么钱，连一个安全离开的“竹蜻蜓”都买不起。

吕洋为这些小玩家们难过，他们原本是想获得些许游戏的快乐，却成了“人民币玩家”们发泄怒火或获得征服感的牺牲品。她上线，看着熙来攘往的虚拟角色们，一个威严的法师背后可能是个谨小慎微的生意人，一个勇猛的武士背后可能是个和她一样的医生，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在生活中原本善良谦逊的普通人。

“一个医生为什么一定要去杀死一个教师，而一个现实中的警察需要在游戏里伤害另外的人么？”吕洋禁不住思考一些奇怪的问题，“素不相识的普通人之间为什么会有仇恨？”

她开始注意到书架上那些以前还时常翻一翻的专业参考书。它们就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就像消失了很久，突然又出现了。天凉很久了，吕洋才头一回注意到窗子外面的行道树叶子开始黄了，淡黄的一片令人心里充满宁静。

她最后一次上线是在不久前。那时征途网络公司已经宣布部分地改变了“绑定”规则，公司成功地在纽约上市，第三财季实现营业收入4.052亿元，净利润2.902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164％和152％。公司账面现金达68亿元人民币。

又是一个财富神话。根据媒体的测算，史玉柱将以500亿身家荣登中国富豪排行榜的前列。

系统开始慷慨地在游戏里“发行股票”，宣称随着股价上涨，玩家可以按同样的价钱兑换成“银两”。但吕洋对这些充满诱惑力的新玩意再也不关心了，她只是被一个朋友强拉着上线的，朋友要在游戏里“举行婚礼”。

吕洋默不作声，藏身在前来庆贺的角色中，但是有一个人认出了她。这是一个武士，他手中的刀闪耀着光芒，显示着他强大的威力。“我认识你，”他说，“以前刚玩的时候你带过我们，现在我们也很厉害啦。”他们正在筹备新的国战，他告诉她。

他是谁？是请她护过镖，还是曾经被她从敌国营救？吕洋完全不记得了，她只觉得这些越来越多的威风凛凛的后起之秀，跟以前的她是那么相像，一样地野心勃勃，一样以为发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

她一句话也没回答，然后她下线了，并决定永远不再回来。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及游戏中名字为化名)

“泡菜”开的花中国结的果

韩式网游的“精髓”

“中国玩家在欧服美服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异类。”一位曾在《魔兽世界》任职的游戏经理说。中国人总有办法以欧美玩家望尘莫及的速度升到极高的级别，在进行团队项目时也不喜欢遵守默认的利益分配规则。对于显得有些“迂腐”的欧美玩家来说，中国人就像是恐怖的异教徒。“欧美游戏并不鼓励力量上的无限优势，比较讲究平衡和互相牵制，”曾经的魔兽经理说，“可能是因为传统文化和现实环境的影响，说实话中国玩家还是更适合丛林式游戏。”

一名网络游戏经理回忆，他曾经接待过一位跑到游戏公司的有钱但缺乏耐心的玩家。这位玩家专程前来咨询：是否可以直接付钱，购买顶级装备。公司上下当时哭笑不得。如今这名经理感叹，他们没有看到在这样的玩家身上，蕴含着巨大的商机，而《征途》看出来了，获得了成功。

恃强凌弱和功利主义的“社会准则”来自于韩式网游。在被称为“泡菜”的典型韩国网络游戏中，玩家最常做的功课是练级，而练级的目的则是获得强大的威力和权力。没人能够否认这些游戏中的虚拟社会由对抗、暴力和欲望主宰，玩家们因此急功近利、恩怨分明、派系林立、残酷冷漠。这既是游戏的乐趣所在，亦是对人性弱点的敏锐捕捉。

从《传奇》开始，韩式公会模式深入人心。这种模式极具东方式的家族色彩，对内严格管理，对外一致作战。行会会长可以自己制定行会会规，可以发出通缉令，与其他行会结盟或宣战。这种设置便于玩家们结成团体满足自己的战争欲望，同时也确立了集权式的“社会结构”。

这一社会结构不只存在于虚拟之中。每一个玩家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相当多的行会成员来自于一个城市甚至同一间网吧。行会内部的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为了招募新手，行会可能会送装备、送钱。行会设置很多职位，成员之间等级森严，如同帮会。战争开始时各成员奋力杀戮，既获得暴力快感，又可以得到战利品，而战利品又意味着金钱。战利品的分配亦遵从等级制度。

当韩式网游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至，权力、荣誉和快感都来源于暴力，而暴力的最佳来源就是金钱。游戏设置亦乐于创造仇恨与贪欲，把玩家分为大大小小的家族、帮派和国家，设立各种个人或组织争抢的目标，甚至直接挑起争斗。事实上，这并非《征途》一款游戏之功或之罪，这种价值指向正是韩式网络游戏的传统精髓所在。

据说陈天桥在了解了《征途》的模式之后，连夜召开高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传奇》全面推行《征途》式的“免费”模式。《征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业界瞠目结舌的成果，原先对史玉柱进军网游持嘲笑态度的游戏运营商们，开始纷纷潜心学习他的游戏设置。而征途网络公司近日已经将新开发的《巨人》投入公测，根据一句前后矛盾的宣传语，它号称“最便宜的免费网游”。“《征途》式”网游，“最中国”的网游，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玩家面前。

这款最中国的游戏拥有最中国的玩家。除了《魔兽世界》等少数例子之外，不讲究权力与等级制度的欧美网游在中国玩家中并不风行。事实上，虚拟世界并不可以与现实世界简单对应，电子游戏中的“合法伤害权”亦是必然乐趣之一。问题在于玩家们在追求这种虚拟乐趣时是否会违背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准则。

2008就业高压年

2007-12-20T18:18:00.000-08:00

中国应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单纯地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追求的目标，势必压制就业目标的实现，并造成得不偿失的后果。

　　“到底发出去多少份简历我自己也记不清了，但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2007年11月27日，坐在电脑前的张文（化名）的眼神里透出些许疲惫。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2005级中文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张文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具体慎重的打算。他希望进入高校做一名教师。

　　张文对记者说：“我去过一次招聘会，就是在农展馆举办的那场，然而从此决定再也不去了，因为那种地方根本没有机会。”谈起招聘会现场人山人海的盛况，他还心有余悸：“不仅如此，那些参展的单位感觉也没有太多诚意，要求高得不合理，待遇却少得可怜。偶尔有几家好一点的，但只招几个人。”面对并不乐观的现状，张文依然沉着自信：“我不赞同现在社会和媒体都在宣传的‘先就业再择业’的观点，因为跳槽的成本太高。我清楚自己的实力和目标，也有信心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就业真难

　　毋庸置疑，火热的就业潮已然成为2007年冬天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数据显示，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2005年增加75万人，按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年内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而在2007年，高校毕业生达到了495万人。

　　有位应届毕业生提供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上一届，这一届，下一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

　　对联的内容虽然夸张，但在一定层面上，却反映了大学生的就业现状。

　　据央视的调查，在接受访问的5296名大学生中，69.2%的人都表示：“如果暂时找不到工作，愿意在一家相对理想的单位零工资就业。”另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有1200家企业提供的信息是，34%的大学生求职只要求月薪1000元。

　　谈到今年的就业形势，扩招背景不能不提。4年扩招使中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1400万人，已接近1998年美国1420多万人的高等教育规模，毛入学率由9.1％提高到15％，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而这样的发展，西方国家用了10年以上的时间才完成。

　　有专家认为，这个举措其实主要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认为高等教育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最有潜力的市场，是开拓新的消费领域的有力手段。从一定角度看，政府已把教育扩招作为解决经济困境的措施之一。

　　但是，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中国大学生就业课题组做过一个有趣的计算，假设平均每个大学生一年交费6000元，1000万个在校学生每年就可以“扩大内需”600亿元。但如果考虑到社会预期因此而发生的变化，全国初中在校生约6000万，若其中1/2准备考大学，就是3000万；加上高中在校生1200万，一共4200万人。如果为上大学作准备，每个家庭每年为每个学生平均增加储蓄2000元，加起来就是840亿元。二者相抵，内需反而减少了240亿元。

　　中国正面临就业战争

　　“中国正面临一场就业战争。如何创造就业正成为政府面临的最大任务。”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在新世纪10年中最为严峻的发展挑战。”

　　胡鞍钢认为，就业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1990年以来，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大量隐蔽性失业人口。“21世纪全球将爆发一场没有硝烟的就业战争。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因为特殊的国情，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将更加严峻。”

　　据世界银行统计，1999年中国总劳动力人口约为7.51亿人，占全世界劳动力总量的26%。这一数字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劳动力总量的1.73倍。中国的耕地面积、水资源的总量分别占世界的7%，却养活着占世界人口总量21%以上的人口。而中国有限的其他自然资源及资本资源、知识资源等，也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压力。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结构调整，在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大量摧毁着旧的工作岗位，而且摧毁的速度远远大于创造的速度，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突发性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加剧了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

　　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经济增长未必带动就业的增长，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资本深化现象，正迫使企业为提高竞争力而减少用工。低级发展阶段的制造业，不紧不能作为就业机器，还排斥就业。

　　胡鞍钢认为，中国应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单纯地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追求的目标，势必压制就业目标的实现，并造成得不偿失的后果，因此，政府应当实行就业优先，而不是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以就业率作为自己的考核指标，将就业政策作为最为优先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

　　不过，也有专家对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持有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认为，在看到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下岗就业人员很大一部分处于隐性就业阶段。一份调查显示，在私营个体经济中就业的人员除登记的失业人口、休长假人员、从事第二职业人员及农民工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领取下岗补贴的人员。

　　社会逐渐固化

　　随着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精英集团把所有的权力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把所有可以用来捞钱的机会也掌握在自己手里。

　　北京大学教授孙立平指出，中国的精英集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也就是说，你如果已经成为其中的一员，你就有机会继续瓜分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种种机会和利益；如果你还没能进去，这个门对你基本上已经关上了。所以他把这一现象称为精英集团的封闭性。很多人以为，上了大学，受了好的教育，以后就有机会一步一步沿着社会阶梯往上升，这是任何正常国家的通例，但这个通例在中国已经不适用了。如果你不是精英集团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子女，你再怎么样努力，受过再好的教育，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圈子。你不进这个圈子，你就无法分享这个圈子垄断的资源和权力，就无法通过他们这种特殊的夺取公共财富和他人财富的方法来快速致富。

　　今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包括研究生的出路越来越窄，2002年，大学毕业生毕业后6到8个月内能找到工作的大概是70%，有30%找不到工作，他们基本上第二年也没法找到工作，因为第二年有更多新出炉的毕业生。以后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比例都在上升，2005年已经上升到60%，于是高校毕业生的即期就业率从此成为国家机密，不许公布，任何媒体不得报道。在很多地方，本科毕业生即便能找到一个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现在在中部省份已经降到1000块左右，在西部省份像陕西有的地方已经降到800块，和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差不多。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么快，居然就吸纳不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名牌工科院校毕业的，受过良好工程教育，本来应该是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搞技术研发的工程师，竟然也找不到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本身处于扭曲畸形的状态。所谓的畸形，就是说，为了维持高增长的需要，为了维护高增长的形象，政府创造了一系列支撑高增长的机会，但经济增长并未改善多数民众的生活状况，也未增加很多就业机会，同时还严重污染环境。

陈洪：当涨声响起来

2007-12-06T18:10:00.000-08:00

粮食涨价了，食用油涨价了，蔬菜涨价了，牛奶涨价了，肉价更是在疯涨，液化气也涨了，汽油也涨了。总之，底层百姓生存所必需的物品都涨价了。涨价之风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使人感受到通胀风暴雨雪来临的严寒。就像对待四季轮回一样，面对银装素裹，万里雪飘的世界，衣单被薄，屋漏窗破的穷人在剌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而裘皮裹身的富人则可在香车暖阁中尽情欣赏冬日的悲壮及风飞雪舞，地裹银装的荒凉。身处不同的境况使人对风雪来临拥有不一样的感受与心态。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演讲时表示，CPI月度同比涨幅在6%左右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预计今年全年CPI涨幅4.5%至4.6%，总体上属于温和通胀，仍处于可承受区间。

衣食住行在高收入人群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能并不太大，但面对中低收入人群面言，衣食开支在全部收入中却占有绝大的比重。政府公布的食品价格上涨了17.6%，但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10月份国家油脂类制品价格上涨34.0%，超过上月三成。猪肉价格上涨54.9%，高居食品类价格上涨榜首，此外肉禽及其制品价格和油脂价格上涨均在三成以上，粮食价格上涨6.7%。食品价格上涨17.6%，很多中低收入的家庭表示，随着猪肉价格的上涨，他们购买猪肉的次数已经明显减少，为了应对猪肉价格上涨，许多市民只能多吃青菜少吃肉，精打细算过日子。但如今每斤在一元以下的蔬菜已是凤毛麟角，难觅芳踪。当猪肉变成奢侈品，而蔬菜价格又在大幅飙升时，我们是否只能选择不吃？

食品价格上涨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人群。特别是低保人群，生活会比以前更艰难。以一个普通三口之家按照每户每月60斤米，5斤油，一瓶液化气，平时以廉价蔬菜为主，每周只吃一斤肉，进行计算，每月开支又要增加数百元以上。下岗失业职工和进城民工收入不稳且收入有限，还要负担房租水电，通讯开支及医疗教育费用，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穷人对付涨价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勒紧裤带，节衣缩食。

不可否认，百姓的承受能力令世人吃惊。今天从新华网中看到一篇《昆明194名贫困生营养不良集体发病事件调查》，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中学194名学生突发集体脚痛的怪病，后经医疗专家调查得知，因学生平时饮食结构单一，营养状况不良，导致缺乏维生素B1而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除了食堂烹饪方式不当外，贫穷是最根本原因，正在成长发育的学生，一周生活费用不过区区20元钱，只能吃廉价的陈米和简单的蔬菜，而根本无钱吃肉。物价上涨为贫民生存之困境的扩展却在继续推波助澜。

就因为这“仍可承受”的“温和通胀”，11月10日，重庆市沙坪区“家乐福”超市因数百人抢购特价促销的桶装菜籽油而发生踩踏事件，致使3人死亡，31人受伤。究其原因，是一桶5升的菜籽油降价了11.50元。为了每人限购的二桶菜籽油，引无数贫民竞博命。

购二桶5升的菜籽油只能节省区区23元钱，但对于低保户来说23元钱则可能维持一家人数天的生活费用，他们每月仅有几百块钱低保金或下岗工资，那么，一桶降价11元5角的菜籽油，对贫困人群而言难道不是天大的馅饼？不抢的都是有钱的，抢的都是较低收入者，有钱人谁愿意为节省区区一点小钱去挤一身臭汗？更没有人愿意拿命搏油，一桶油里的民生危机，值得为政者深思了！

或许有人能从这“可接受的温和通胀”中获得利益。但涨价则是利益集团对穷人的打劫，物价的上涨却会严重的影响公众的情绪。市场稳则民心稳，民心稳则社会安定。

还或许有人说，这次涨价之风源于农产品涨价，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但现实却是居于垄断地位的医疗、教育、石油产品的价格和服务价格的大幅飙升，挤占了非垄断行业的生存空间。使化肥、农药、农资、运输成本及民众的生活成本大幅飙升。使农村养植成本上升，通胀不仅无助于农业的发展，分散的小农经济无力抗衡政府权力庇护下的垄断资本对农业及农民利益的蚕食。只有当政府降低行政开支，减轻人民税负，增加人民福利，国有垄断企业不以涨价为手段来与民争利，而以节能降耗来发展壮大自己。能真正让利于民时，农民的收入才有实质上的提升。否则，农民永远跳不出“农产品涨价，农业成本暴升，农民更加贫穷”的怪圈。

当通胀继续侵占和挤压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时，更容易引发全民道德大滑坡。有人说，“道德最深厚的基础是同情”，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普遍缺乏同情心时，它将成为一个暴虐无序的野蛮社会。这是一种历史的退步。我们试想一下，当强权欺凌公理，富人盘剥贫民已成为一种习惯时。我们还能否指望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当公理消亡时，人类原始的兽性则开始膨胀。当盘剥超越穷人的忍受极限时，也会遭遇反抗。当精英愚弄百姓时，百姓则也会欺骗与调戏精英。总之，不能指望一无所有的穷人去充当所谓的“道德典范”。

2007年12月6日星期四

陈洪：寻找激情后的遐想（剧评）

2007-11-24T00:03:00.001-08:00

在中央倡导关注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今天，因数字电视转换使无房产证的长沙市民要享受“数字有线电视”需先交纳1000元贫民罚款，而使我至今无法正常享受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摩托禁了，我们可以以步代车。物价涨了，我可以节衣缩食，电视被地方政府垄断并成为地方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时，我或租或借或与人交换盗版影碟以丰富可怜的穷人文化娱乐生活。这年头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所幸电脑及互联网的普及，我不再单纯依赖电视来了解世界，近日闲得无聊，又去寻找盗版影碟以打发贫乏的失业生涯。我花7元钱选购了一套22集电视连续剧《市委书记日记》。

现实的市委书记与我们失业工人不搭界，我活到50岁只曾被电视新闻报道中的市委书记那“充满激情的表演”所激动过，但我在长沙生活了五十年却不曾在工厂、街头、菜店、商场等任何场所见过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市委书记。现实中的市委书记与我们平民百姓相距太遥远了。所以生活在现实中的平民百姓难以结识和感受真实的好市委书记，但我却愿意在虚拟的电视情节中寻找党的好干部。并从他们那里感受一份疾恶如仇，关爱民生的激情。

没有财富只是身穷，没有激情却是心贫。现实的世界中只有铜腥。在欲壑难填的物欲世界，我们这些无权力谋取身富的失业者如今只能去虚幻的世界寻找激情。唉，虽说我们曾将自信和激情写入了历史，但今天却只留下落寞和孤寂。这真是：踌躇闹市行，寂寞寒舍中。白头中年汉，饥寒寻激情。

电视连续剧《市委书记日记》，讲述的是中国沿海某地的东州市以韩望杰为首的市委一班人以民为本，服务人民，用公仆意识、忧患意识、勤俭意识教育和团结各级干部，团结全市人民共同创建新型城市的故事。

这个给东州市带来了全新执政理念的市委书记应算官场中的另类，他不好大喜功的建所谓的政绩工程，而将“海景水幕城”改为关注民生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他不搞官场的一团和气，而用过硬的自身人格力量影响和带领各级官员去服务人民。他不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而不辞劳苦深入民间了解官声和民生。他有一个父慈妻贤子孝的温馨家庭，却将关爱奉献给打工妹和民工。人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他这权倾一方的父亲却不让大学毕业的儿子在他的权力庇护下打工谋生。

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降临，致使全市出现电荒。东州市委、市政府以民为本，带头节电，政府机关在炎炎夏日停用了所有的电梯、空调等大宗电器，以确保生产急需和人民生活。欧盟反倾销调查团对东州市领导执政为民的作法给予高度评价，并甘愿边“摇扇驱汗”边与东州各企业进行谈判……

东州市发生水质污染，韩望杰及时意识到“污染事件”背后浮现的“腐蚀干部队伍的污染源”问题。他指出，“非典型腐败现象，使许多干部的问题上够不上法律，下不能行政处罚，但就是这些非典型腐败的现象，在侵害我们党健康的肌体。”并决心下大力气改变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的作风，在提倡勤俭意识，公仆意识的同时，积极化解矛盾，并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东州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美丽和谐的喜人局面。

下乡的途中，气派的槐溪乡政府大楼和破旧简陋的乡办小学的对照让韩望杰震惊。他立刻责成有关官员对乡政府大楼的情况做全面调查。并组织全市各部门及各县、乡镇的一二把手参观了槐溪乡奢华的乡政府大楼和简陋破旧的乡办学校，在乡办小学给大家展示了欧洲各国地方政府简朴的办公楼以及中国部分地方政府的奢华办公楼的图片，用鲜明的对比告诉与会领导：“艰苦奋斗，勤俭从政”不单是个口号。韩望杰提议把小学搬进乡政府大楼上课，乡政府搬到乡小学办公，让干部们时刻能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实话说，电视剧体现的是市委书记韩望杰个人的自律及人格力量，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拯救世界的套路，也迎合了许多国民期望有包青天式的官员拯救穷人的心态。体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人治精神。该剧虽体现和强调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精神”，但却没有体现人民主权的观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我们都知道有句政治学上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唯一能让权力不至于太过腐败的，就只有受到监督的权力。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或者地点，能够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遏制了腐败的产生。只要权力不受到监督与限制，韩望杰、鲁哲等真心为民的官员就永远只能在虚构的影视世界中存在。

电视剧中的韩望杰、鲁哲等拥有绝对权力的官员是对自己职务诚实守信的人，也是依靠自己能力、勤奋和对党和百姓忠诚，及对金钱与权力欲望的自我克制而获得百姓爱戴的官员。但他们却不可能存活于现实的官场世界。现实的官场是讲究回报的。金钱需要权力的支持才能快速增长。权力需要金钱的资助才能快速澎胀。当权力被金钱奴役时，公平与正义、道德与良心只能溺毙于茅厕的粪坑之中。

中国的官员是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他们高高在上的占据我们只可仰止的位置，他们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决策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每一项决策能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由于民众监督的缺失，他们可能不受一般责任的约束而拥有更多特权。在这个强势利益集团的庇护和纵容下，特权阶层的三亲六故、七姑八姨、亲朋好友都可能成为官员手中特权的受益者，尽管这些人本身并非处于权力的核心地位，但因与核心们在血缘上、情感上、私人关系上紧密相依，故形成了以位高权重的官员为中心，靠间接地操纵权力来谋取私利，所以中国富豪榜上他们占有绝大的比例。并将他们的特权还延伸和辐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虽说官员的另一个别名是“公仆”，但由于主人（民众）受皇权天授、官权皇授的传统观念影响，或自愿或被迫放弃对仆人的监督权，使部分公仆们更加充分利用自身所处的特殊地位来为自己或本集团谋取更多的特权和利益。以权换钱，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官商勾结，与不法商人组成利益集团，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资源开发等项工作中，不惜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换得私利。“一等人是公仆，大人小孩都享福”，也是群众对这种现象的辛辣讽刺。

近日从网络中看到一篇文章，特摘录其中一段。2006年8月10日，“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的一篇文章，《收入制度改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文中披露：2004年，国家用于公款消费的财政支出如下：“公款吃喝费：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国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以上合计：12086亿元；占当年税收总值47%(不包括各种农业税)”。2004年全国企业退休职工年平均养老金是7,831元，全国4,465万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总共3496亿。两项对比，公款消费接近全国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总额的三倍半。很显然，大量被贪污行贿的公款未计算在内，大量浪费性、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未计算在内，大量被贪官外逃带走的公款未计算在内。如果再加上这些，又该是多少呢？

如此巨额的公共财富在腐败与“非典型腐败”中被消耗与浪费，由于官员的权力不受国民的监督和限制，由官本位制度给官员所带来超国民实惠的享受，人人拼命往公务员队伍里挤。使我们的干部队伍日益庞大，人浮于事，大量的行政费用花在工资上。而大量的农民和城镇下岗职工及失业者却在荒凉、无望的人生苦旅中跋涉。百姓的路，不管多难也必须自己走。这种巨大的官民待遇上的反差，使人怀疑现有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假如单凭个别官员的自律就能改变此种状况，现实中的韩望杰书记、鲁哲市长等官员又在那里？

由于强势群体或者所谓的富人在制度形成的表达和形成过程中更具优越性，使“制度制定及其执行”明里或暗里在利益问题上偏向那些组织严密、资金充沛、领导有方的利益集团，造成制度有利于他们的利益诉求，最终导致对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利益的被忽视。

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可以说，中国的医疗资源配置也是倾向于某些群体，而非穷人。而电视连续剧《市委书记日记》中的人大崔主任（前市委书记）身居要位，长泡病房不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吗？工人、农民以至企业白领能小病大养，以病房当家吗？

穷人或者说弱势群体总是成为制度的“弃爹或弃娘”，弱势群体在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无疑处于劣势地位，难以真正有效地影响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这也意味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迅速摆脱自身困境，很难维护和促进自己的利益。因而需要和期盼“韩望杰式的清官”来拯救穷人脱离苦海，从这种心理出发，《市委书记日记》应不失为一部好剧。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权力的存在和行使应当“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表述为政治学话语，就是要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述为法学话语，就是要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表述为社会学话语，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者表述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要求在立法、执法与司法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认真贯彻宪法所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而广泛意义上的民众监督，民主参政，民主选举与弹劾制度的建立，才是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保证。这年头，个别被神化的清官救不了民众。

2007年11月24日星期六

写于长沙破家之中

付国涌：中国人为什么不关心政治？

2007-11-11T18:47:00.000-08:00

中国的政治是统治者的事

有媒体说，中国的“政治黄金周”到了，指的是中共十七大的召开，至少媒体又有一段时间好热闹。每天可以把镜头对准北京的会场内外，对大陆的媒体，这是硬任务，是不得不为之。对於海外的媒体，也许可以提供一些聊胜於无的谈资，也许能捕捉到中南海人事变化的某些新动向。但是，对於泱泱大国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一切都与自己毫无关系，这只是极少数人的会议，只关乎个别人的官运，毕竟权力舞台上的角逐和表演都和台下的芸芸众生无关。既然有遥控器在手，人们总还可以选择娱乐、电视剧频道。看报纸，头版可以忽略，尽管其他版也没什么值得看。即便勉强被拉到台下，也是打瞌睡、嗑瓜子、玩手机游戏，各寻各的乐趣，打发时间，连自发的掌声也不大有了。简单地说，今天的中国人普遍不关心政治，和政治远远地保持着距离。

政治是什么？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众人之事。这个“众人”当然是指普通人、大多数人。而在当代中国，政治已成为少数人、个别人特别是官员的专利。政治在一般人心目中几乎成了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饭碗。换言之，政治是统治者的事，是被统治者无法分享、也无须参与的事。在这里，政治完全与权利无关，只和权力有关。我们被告知生活在共和国，按照粗浅的政治学常识，在共和国，大多数人民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是间接的，也就是通过选择代表实现的，而不是直接参与立法和行政过程。如果没有多数人的参与，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失去它唯一的正当来源。所以，选择代表的权利对每个公民而言都是神圣的、至关重要的。

人民无权，多数党员也无权

根据现有的宪法，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号称是人民代表大会，即使是最基层的说是直选的人大代表，选民自发推荐的独立候选人只是凤毛麟角，多数还是官员事先划定的，更不要说其他的限制。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按规定不是直接选举产生，而是间接选举出来的。这样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多数还是各级官员，剩下的也是官员选定的企业主、模范、明星等等。选择代表的权利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可以说是虚设的。

如果说人大是橡皮图章，摆设的意义大於实际意义，那么，出现在宪法序言、代表着绝对权力的党无疑是钢铁图章。从去年起，有关中共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文件就强调要有“适当数量”的“双新”组织党员代表，私营企业主是“双新”组织最主要的部分，为了争取代表名额，有些地方的竞争极为激烈，曾见诸媒体的报道。结果出来，除了民营企业主、一些明星，还有例如写“帝王”系列的作家二月河、宇航员杨利伟这样的代表，十七大代表中佔大多数的仍是各级党政官员。在拥有七千多万党员的这个大党，普通党员是否拥有选择代表的权利也是不言而喻的。

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在我们这里，权力的源头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上面；权力的正当性靠的不是民意，而是官意，官越大，官意越强。官权官授，大权授小权，层层授权，甚至是自我授权。

宪法的公民权利也是空的

官民之间有一条几乎难以跨越的鸿沟，这条沟正变得越来越深。官场是个相对封闭的圈子，普通人终生乃至世代都将与政治无缘。狭隘意义上的政治就是以权力为指向，以做官为唯一目的，只是官员之间的游戏，是各级官场圈子内部的事，官员的进退也不是凭民意。这种政治一般公民自然没有发言权，没有参与的可能。即使是只关乎权利、不关乎权力的广泛意义上的政治，也是不许关心的。普通公民能不能在公共场合或公共媒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可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成立各种团体、组织，还有集会、游行等等，这些写进宪法的基本权利，我们真的可以去行使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这些只和我们的权利有关的广义政治，我们也是不能碰的，一碰就会头破血流。说到底，现行体制绝对容不得普通公民以自己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关心政治，只允许以他们圈定的方式去关心，如果一定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关心，那是要付出包括砸饭碗、入狱或其他难以想像的代价的。宪法第四十六条写得明明白白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禁区，都是不可逾越的天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一切都等於零。无论狭义政治还是广义政治，都不能关心。久而久之，中国人清楚地看到政治的严酷性，还有多少人会去关心政治？

怎样看“八○”后的一代

中国的“八○后”一代可能是世界史上第一代以独生子女为主的群体。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曾发表一篇报道，将他们称为“我”一代，以“我”为中心，只为“我”而活。他们深受消费主义、互联网和电子游戏的刺激，喝星巴克，穿耐克，玩网络游戏，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关注政治也对政治起不到丝毫作用，还不如不谈它，也不参与进去。”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九年，中国大约有二亿四百万人诞生，这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也就是说“八○后”这一代在数量上至少有两亿人，他们正处於青春年华，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极为重要的一代人。不少人担心这一代缺乏社会责任感，承担不起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往深一层想，这种情况难道是他们造成的吗？他们只不过是环境的产物。在他们成长的年代，政治是不许关心的，关心政治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一切潜移默化，已渗入他们的骨髓。避险是基本的人性，不能指望大多数年轻人逆流而行。不过，也不必太悲观，在一九八九年的抗议风暴发生之前，北京大学校园里对那一代大学生也曾流行相似的评价，说他们分成了“麻派”（麻将）、“恋派”（恋爱）、“託派”（託福）。历史往往在人们忧心、焦虑乃至无比失望之时，悄悄地开出了自己新的通道。

陈洪：心中有话向党说

2007-11-08T16:27:00.000-08:00

有许年没有向党说过心里话了，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我找不到党呀，十年下岗，我们这些下岗党员在社会中流浪。党找我不易，我寻党也难，虽说从前原单位还有书记在上班，但我们与党的唯一联系是每年交纳24元党费。当然，党也没亏待俺，今年我们告别下岗的生活正式步入失业大军行列的时候，原单位党组织解散，党给每一个党员发了一个不锈钢的保温茶缸。

曾记得早二年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我们一些下岗党员曾盼望有关领导给我们上上党课，让我们这些下岗党员也保保鲜，或许是有关领导怕我们提出些他们难以解释的问题吧？嘿嘿，在全党进行保先教育时，我们这些下岗党员继续在社会中游荡。我戏称，也许党知道我们这些下岗老党员经过多年的烟熏火燎的考验而早成为腊肉党员故不需保鲜吧？保先教育与我们们下岗党员无关。我满肚子的话楞是无法向党讲。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观念，高度重视民生问题。使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措施纷纷出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尽管我这下岗职工暂时还未实际感受到中央惠民政策的实惠，但却深知，一个庞大的官场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全部改变执政为谁的观念，一些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的突破需要时日，所以党中央的惠民政策不可能立即惠临我们身上，但因希望的曙光已将出现，党和人民的心也将贴得更紧。欣闻十七大即将召开，我盼之，望之，希望全党上下的执政理念与总书记同心，则国幸之，民幸之。

但十七大前后的网络“和谐之风”则使我对十七大的期盼之情减少三分，我支持网络扫黄打非,净化网络环境。但对反映民生民情之帖的删除与禁止，我却有不同的看法。要改善民生，必先了解民情。要打击腐败，改善官场执政为谁的理念，必须先让民众参与和发出不同的声音。当网络中只有赞美之词时，并不能表明“和谐社会”已经建成。因为和谐并非是权贵阶层的奔驰车与宝马车的鸣笛礼让。我认为如此“净化网络”“和谐网络”却是在阻塞言路，使新一代领导人的亲民政策只能纸上谈兵。

唉，不让说咱就不说呗。不瞒您说，在十七大召开的金秋十月，咱很少上网，也没看电视新闻（政府规定，无房产证的穷鬼要交纳1000元机顶盒罚金才准收看有线数字电视），我弄了一套历史记录片，我那闲置的电视机播放了一月的“BBC解密档案——世界百年战争”，其中包括，一战、二战、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丰富的历史镜头，理性而公允的解说和评论，使我从另一种角度了解到世界百年历史的发展进程。时至今日，咱家中电视机中还时常“机枪声突突，战车轰鸣，炮声隆隆”。嘿嘿，有人说，历史如镜。

实话说,过去我并不太关心各届党代会召开的情况，官场上谁上谁下关我屁事？咱人微言轻，国家大事谁听咱的呀？自古以来，都是官权官授，没咱平民百姓啥事，谁打的江山，谁端坐龙庭。咱巴望官泰民安，风调雨顺。如非官贪吏暴，民不聊生，平民百姓才懒管得什么官场风云多变，玩心眼的累活还是留给生有七窍铃笼心的官场之人吧。我等草芥小民就关心劳有其岗，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说白了，我们更关心三餐食，一瓢饮，更关心老婆孩子热炕头。

咱老祖宗或守着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或过着牵马挑担引车卖浆的贩夫走卒生活，或出卖体能为老财打工谋生。听前辈们唠叨，那时不知世有剥削二字，只知道以辛劳赚取养家糊口的活命钱本属理所当然。当官者只管催粮收税，并不禁止百姓沿街叫卖，那时没有“城市形像工程”和“政绩工程”，乞丐可以在城市的道路上自由的行走，那时的人民很贫穷，但只要有满堂儿孙，就自然有人为您养老送终。

共产主义传入中国，平民百姓才知道还有一个更先进的社会在等待我们。在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岗，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幼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诱惑下，我们伴随着父辈们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新中国，生产资料全民所有，人人凭劳动获取仅能养家糊口的微簿报酬。但政府曾承诺我们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所以我们不计报酬努力工作，使曾经一穷二白的中国却在我们手中迅速崛起。关乎国家强盛的工业体系，因我们的努力工作和省吃俭用而在我们手中配套与完善，二弹（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在太空游弋，及政府支援第三世界的援外物资，那一项没有我们的奉献与努力？但如今失业在家的我们却因经济的原因而为三餐烦恼，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昨日全民共有的财富今天却成了少数人的私产，我们没有田地，今天又失去了赖以养家谋生的工厂，变成了一批新的穷光蛋。我们可以放弃昨天的积累和财富，但给我一个沿街叫卖的机会，借我一块摆摊的场所，我们又可重新自立。说到养老，唉，就业不易，独子撑家，面对未来“一双夫妻，四位老人，一个儿女”的家庭结构，我们更不敢奢望如牛负重的儿女为我们养老送终。

然而，当今中国已不再贫穷。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就连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都在你追我赶大造豪华楼堂馆所，大兴奢华之风。政府官员的奢侈性消费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各地时有各种反腐展览，展示的是贪官拥有的豪宅名车，日常生活的一掷千金，这种奢靡与普通百姓的上学难、求医难、就业难、买楼难相比，对百姓的心理刺激相当强烈。不少人羡慕的说，还是这些贪官有门路，有关系，有后台，才能在吃穿住行方面极度奢靡。时下，社会上出现一种"羡腐心理"，它往往会对腐败行为形成激励机制。人都有消极从众心理，在羡腐心理支配下，人们很容易产生从众行为，由此导致腐败行为的的合理化、社会化。如果政府为粉饰太平，禁止民众抨击官员的腐败行为，腐败行为则更容易制度化，这才是腐败禁而不绝，无数贪官前腐后继的根本原因。

近日偶然观看电视，有关十七大关注民生的话题引起了我的关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翻开十七大报告，民生话题几乎贯穿始终。无论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方针，还是普通百姓关注的教育医疗社保，随处可以找到涉及民生的论述。字里行间充溢着拳拳公仆心、深深爱民情。

胡锦涛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与民众幸福安康息息相关的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民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中共对13亿国人的承诺。

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其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创造，甚至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违背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就破坏了党的执政基础。

然而，尽管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有意愿关注和改善民生，但在中国，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不容回避的是，在中国繁巨的民生问题背后，是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严重的区域发展失衡、有失公平公正的分配格局等复杂的体制性掣肘。当下贫富分化已成为严峻事实，底层的生存底线正在不断被击穿，腐败成风，环境污染，如果改革的成果不惠及民生，改革后果继续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则必会导致社会内部的激烈冲突。民生的盛宴将如何开席，我们却只能试目以待。因为，已逐步成熟的民众，不再只相信承诺，而更相信最后的结果。为保障十七大任务的完成，使改革的成果惠及民生，我认为，必须让民众能自由的发出声音，民声是民生的保证。有了民众的舆论监督，才能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官场潜规则继续侵害民众生计。

公众是政府公权的授予者和利益相关人，公众期待看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因为，政府人员除当好人民公仆外没有任何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政治文明的基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充分约束政府的行政成本，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腐败才会被遏制，阳光是腐败的天敌，很难指望暗箱中的权力能自觉克服腐败诱惑。不透明的权力会滋生腐败和公权私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民生盛宴才不会被打折。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能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不应惧怕民众的声音。

2007年11月8日星期四

易中天，你就该如日中天

2007-11-07T17:27:00.000-08:00

文/小刀断雨
　　
　　来自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终于成了红人，红到四天之内“飞”遍北京、成都、昆明、深圳、广州、上海 “东西南北中”几大城市，签售签到手酸。和易教授一起“飞”起来的，还有连绵不绝的口水。好在，易教授在口水之前已经是名人了，所以现在即使成了红人，也不会是泡沫红人。
　　
　　易中天教授所签售的书为《易中天品三国》。“易中天品三国”在《百家讲坛》这个央视的大舞台上烧起了熊熊烈火，万千观众如痴如醉于他儒雅风趣的解说当中，所以飙了收视率，也让出版商蜂拥而至（据说栏目勾结出版社是和演讲人签了霸王合同的，但雾里看花，所以暂且不论），与好来坞拍摄大片一样，此出版社可谓眼光深远------书名上赫然加了一个“一”字，我数学不好，但也知道这“一”后面必定有“二”，以至“一生二，二生三……”。一个历史教授竟然如此深得民心，像街市上着了火一样，很多人是喜欢看个风景的，但就有那么一些人的神经敏感，拿着水管子就想灭------不是消防员，是离自己家近的人。这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就是一个。
　　
　　这个葛教授我曾会过面，也算是大半个美男。当年他带着一本名为《沙床》的书来到古城西安进行签售，据称是男版的《乌鸦》。我不喜欢看黄色小说，但名人写的，我还是有兴趣瞧瞧的，所以就跑过去了。现场人不是很多，但女孩子不少，有些像现在的“莱卡·加油，好男儿”的评选现场。看着这么多MM支持他，我心里很犯醋。但犯醋是一时的，后来就忘了。至于让他签过名的那本《沙床》，也被朋友们撕成几瓣YY去了。
　　
　　两年超女纷乱后，葛教授再次高调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不过，这次葛美男不谈床了，立起教授的架子和易中天聊起三国大事来。并且首先发难，曰：“（易中天品三国）实际不是品，是嚼，而且是混嚼，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混起来，正着混、反着混，这样讲课，是有些问题的……《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一锅煮，好像是为了辨明史实，理清真相，实际上是为了提升舆情，为了夺人眼球。”葛教授果然在身体语言上造诣颇深，当年的《沙床》在这一方面的描写已经逼近九丹MM了，这次又是拿出“嚼”来说事，像说患了AIDS的情侣舌头的动作，“正着，反着”，果然嚼出问题来了。想说葛教授，就算易中天是在嚼，目的是像你说的“提升舆情，夺人眼球”，那么也是“嚼”的历史啊，有何不妥？难道只有像你笔下的那样男女“嚼”舌头，才有味道、才有资格“夺人眼球”不成？你的态度很霸道，甚至不可理喻，一如茅台死拉着周总理要认“国酒之父”以强占“国酒”称号一样。
　　
　　再说这“说史”。“说史”是个精巧的技术活。古人喜欢“煮酒论史”，几个书生政客围坐一起，倒上一壶清酒，三言两语，唇枪舌弹，自得其乐，这其中要突出是一个“论”字，也就是个人的史观要经受得住同伴的即时考验的。另外还有“评史”等等。易中天教授给自己演讲的定位是“品”，何谓“品”？亦若吃饭喝酒，饭菜的香是咀嚼出来的，而酒的香则是“品”出来的。历史如酒，不品难闻其奥妙所在------三国演义当如传统工艺中的多种粮食发酵酿酒，时间沉淀，大味大理才会抹尘而出，如品历史名酒五粮液，窖香芳郁之时，回想三国五粮的荡气回肠，不胜感叹天之造物缘化神奇。
　　
　　品酒看粮，品史看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无外乎都是人的历史。易中天正是抓住了三国人物的性格心态，并以此为主线，把人物给品活了。中国人学史是矛盾的------我们一方面为拥有这么深远的历史而自豪，另一方面又为史海的广袤无边而莫衷一是。易教授无论是先前的读汉还是现在的品三国，都能把错综复杂的事物关系独树一帜地通过人物这条基本主线给输理清楚，并且通俗易懂地传达给受众，并且引发受众，特别是广大普通受众重新对历史产生阅读、理解、研究的兴趣，比如一个不爱学习的学生，因为老师的人格与学识魅力，而认识了学习的趣味所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功劳。而那些板起脸故做深沉的老学究们，把学问做成了远离人间烟火的少数人的玩物，纵然他们发表几篇高深的论文，沽些名钓些誉，与百姓又有何干？
　　
　　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说易中天《品三国》的热销，会让读者在阅读方面发生偏执，如一味痴迷于《品三国》，而忽略对原著的兴趣。这实在是同道中人的杞人忧天，妒忌味道十足，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的另一个隐性现实：明争暗斗，互相拆台，群起攻击不守道行者，而且还装出一种忧国忧民的严肃样子------去年的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读《红楼》，也是大受观众读者喜爱的同时，遭到了道中人的“网暴”般围攻。再说这个“品三国”的事，如果没有易中天的创意之品、而引起“三国”热潮，原著《三国演义》会和茅台酒一样依旧成为老年人品尝的读物，何有忽略之意？
　　
　　新时代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急剧提高。就连国家领导人也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矛盾之一就是：“人民是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很多有着高深学士的专家教授们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依旧在用最古老沉闷的研究方法制造着不合人们精神节奏的东西，在狭小的范围内堆砌高楼，如何让广大群众所吸收认同？不可否认，学问的研究本质上是件严肃的事，但要把它传达给人们，形式上又要求新求变，形式上可以是超女，但态度上必须是雕刻家。易教授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的很出色，他用自己的心理学研究优势，不但拨云见天地点活了诸多三国人物，也抓住了更多的受众的需求。易中天的火热是人们自发烧起来的，一如现在的《疯狂的石头》，优秀的作品疯狂了，观众也就疯狂了。
　　
　　易中天，就应当如日中天，让一些人妒忌去吧。他用自己的人格与学识魅力让人们逃脱“好男儿”、“超女”干扰之外，终于找到了一个厚实些的关注点，试想，如果全民“煮酒论史”，这个社会会是多么美妙的一种人文圣景。但现在有些人却趁火打劫，对易中天进行史学之外的讨论和讽喻，这样的是非接近于无聊，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2006．08．02．于北京

从“水淹余秋雨”到“火烧易中天” “文化明星”崛起之痛拷问中国文坛

2007-11-06T18:40:00.000-08:00

站在新年的起点回望2006年的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当数易中天以“文化明星”的方式突兀崛起。说他突兀，是因为年近花甲的厦大教授易中天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突然之间星相逼人，如日中天；说他突兀，还因为易中天不是因主业兴旺，而是剑走偏锋，靠讲历史名动江湖。他的一举成名，搅热了传统媒体，也搅热了第四媒体，搅乱了学术界平静的书斋。追捧者称之为“超级教授”，自发建立起好几个关于易中天的QQ群，在百度贴吧里设立了一个“易中天吧”；不屑者称之为“学术超男”，认为他以这样的方式崛起有辱斯文，太不公平。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10年前的余秋雨。10年前，一本《文化苦旅》，让余秋雨突兀崛起，继之以《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在中华大地掀起“洛阳纸贵”。可是，与读者的狂热追捧相反，文化圈启动了对余秋雨旷日持久的口诛笔伐，以致余秋雨不得不宣布封笔。

两大令人叹为观止的“声余讨易”浪潮，惊险惊艳之处，直追当年关云长“水淹七军”、周公谨“火烧赤壁”，可称为“水淹余秋雨，火烧易中天”！

自从进入信息时代以来，造星与追星已经成为传媒工作与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走在大街上随机访问，不论男女老少，都能说出一长串明星的名字，从娱乐明星与体育明星，他们都有自己的发烧友。这些明星之中，一夜成名、身价巨万的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文化明星”就要忍受不能承受之重？“鲜花与群箭齐飞，秋雨共中天一色”，“易中天现象”和“余秋雨现象”发人深省。

水淹余秋雨

从百度搜索“余秋雨简介”，你会看到如下两段文字：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在内地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
作品包括：《千年庭院》、《小人》、《抱愧山西》、《一个王朝的背影》、《可怜的正本》、《苏东坡突围》、《这里真安静》、《夜航船》、《书海茫茫》、《莫高窟》、《遥远的绝响》、《狼山脚下》、《寂寞天柱山》、《洞庭一角》、《江南小镇》、《柳侯祠》、《流放者的土地》、《西湖梦》、《庙宇》、《十万进士》、《酒公墓》、《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等。每部作品的问世，都能在文坛及读者中间产生热烈的反映。

这一类似春秋笔法的介绍，让人产生客观、厚实、祥和的感觉，没有丝毫火药味。可是，如果我们搜索“余秋雨现象”，看看得到的470000篇文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个大学者要绝望地封笔。

“余秋雨现象”的一面是鲜花，一面是口水。

下面一段描述，可见余秋雨被鲜花包围的一面：

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一炮打响，接着又有《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问世，累计发行量逾500万冊之多，还不包括盗版数在內，在1990年代的文学园地里一枝独秀。电视上也时常见到他露面，侃侃而谈。展览会上常有他对雕塑作品、摄影作品、绘画作品等的点评，记者对他的现场采访，发表观感，成了家喻户晓的散文学家和文史学家、文艺评论家。连他搬家，也有专门的电视报道，只见学生们排成长龙，把书本从汽车上一叠叠传递下来，形成一条人力传送带，从马路越人行道，进入楼道，蜿蜒上楼梯，一层、二层…直至房间。

而余秋雨被口水淹没的一面，就有点惨不忍睹了。

对余秋雨第一波攻击是“水淹余文”。比如，黄敏在《〈文化苦旅〉“七气”》一文中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归纳为七种“味道”。“霸气”（文风霸道、态度霸道）；“商贾气”（处处做广告，兜售自己）；“小儒气”（掉书袋、抖箱底）；“八股气”（动辄上纲上线）；“童稚气”（逻辑和语言功夫不到家）；“猥亵气”（情节猥亵、语言猥亵）；“市井气”（饶舌、刻薄与媚俗）。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痛贬余秋雨散文的媚俗，其证据是某妓女的手袋里有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王强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中总评说，余秋雨这类散文的风行，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值得深思。

对余秋雨的第二波攻击是“水淹余格”。比如，有人称余秋雨是个“文化骗子”。骗什么？不外乎骗财骗色，还有欺世盗名。

对余秋雨的第三波攻击是“水淹余身”。最开始是说他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靠写效忠与批判文章发家的“文革余孽”，说他“拒不忏悔”，后来又说他爱出风头、爱张扬、浮躁、甚至出镜率太高……总之，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人“行为收敛，夹起尾巴做人”的要求。

“水淹余秋雨”前后持续10年，被媒体视为文化圈的“群殴奇观”。这个曾经宣称要把谩骂当掌声的“文化明星”，最终还是无法承受水淹之重，于2004年宣布封笔退出文坛。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余秋雨表示：“我的愤怒和失望，要强烈地表达出来。对一个勤恳的文化建设者，10年来，日复一日地被这么说，难以置信。”

“我想很多年以后，大家终究会知道余秋雨这个不得不被十年骂声驱逐的人，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是个从来没做过坏事的人，一个从来没有伤害过人、招惹过人的人，一个在荒漠地区拼命行走的人。”

火烧易中天

“余秋雨现象”的明波暗流尚未平息，“易中天现象”又冒烟突火而来。

公元208年，周郎赤壁一把火，烧出三分天下；2006年，易中天央视品三国，一把火烧出“半江瑟瑟半江红”。

首先是红了《百家讲坛》。在各大电视台娱乐和体育节目点尽风头的年代，《百家讲坛》虽然开办5年，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充其量只能算勉力维持。而自从《易中天品三国》出镜，《百家讲坛》好风凭借力，从此上青云。谁也不曾想到，三四年前甚至创下零收视率的《百家讲坛》当下会如此火爆，在央视国际网站上的300多个栏目中，《百家讲坛》点击率排在第二，仅次于《同一首歌》。

第二是红了自己的腰包。由于想出版《品三国》的出版商太多，只得采取版税竞标方式确定版权归属。5月22日，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主办的《易中天品三国》图书出版无标底招标会在央视梅地亚举行。包括上海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等在内的国内11家知名出版社参加了竞标，吸引了全国出版界人士约500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东方出版社还都是老总坐镇。该次招标会采用无标底暗标竞标，评标会根据出版社给出的首发数、版税、3年保底印量的最高指标决定中标单位。最终，连续出版易中天4部作品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首批印量55万册、14%出版版税的超高标的，夺得《品三国》书稿的出版权。

此前，国内出版界曾出现过3位版税过百万的作家。他们分别是韩寒、安妮宝贝和王蒙，版税分别是200万元。而这一次，根据上海文艺开出的起印数、版税和定价，易中天也将赢得巨额版税。三国书稿共分三部出版，按每本定价25元计算，单本版税额虽未有200万元，但也达到了190万元多。去除央视2％的策划费，易中天将赢得500万元的版税额，破了中国出版界的纪录。在他之前，只有二月河曾通过出文集拿到过400万元版税。

而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没有亏本之忧。据讯，就在竞标成功不久，即有45万册的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

第三是火了自己著作的销售。此前，易中天也出版过如《读城记》等多部著作，可是销售惨淡，有的4年也只销售4万册。乘着“品三国”的东风，很多旧作也登上图书销售排行榜，《易中天品三国》更是荣登榜首。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的一次图书签售活动中，三千“意粉”（“易粉”）助阵，由于读者太多，签售中途被迫叫停。

在上海书城举行的签售活动中，读者从书城二楼一直排到三楼。从下午两点到六点，易中天就没有停过笔。每个读者手里都捧着一摞“易中天”：“品读中国”书系4本、《解读汉代风云人物》1本、《帝国的惆怅》1本。新书搭上老书，有些读者甚至还要个两三套。这一下午，易中天签售图书5600多本，废了8枝笔，直到双手颤抖，拉不开易拉罐。

第四是红了自己。“如日中天”是当下人们对易中天热最贴切的评价。易中天的“粉丝”遍及全国，网民为他建的“易中天吧”火得一塌糊涂，谁敢说易中天半个不字，保准逃不出“十面埋伏”，落得个“四面楚歌”。走在大街上，易中天甚至会被农民工认出、合围，以致"乙醚"（“易迷”）们强烈要求，易中天上街必须戴上墨镜。易中天还获得了“魅力先生”、“第一先生”等雅号。最新一期的《魅力杂志》盘点2006，评选出中国“十大魅力先生”，易中天以“温文儒雅的另类教授”荣幸当选，将和黄健翔、窦唯等娱乐明星同台领奖。除了“魅力先生”，易教授已经收获到手的有《新周刊》颁发的“年度新锐人物奖”，《南方人物周刊》的“中国魅力50人”。此外，南方电视台的《南方盛典》已经将“2006年度创意传播奖”冠冕加给了易教授，同城的另一家著名媒体《南方周末》也将其锁定为“2006年度人物候选人”。同在操作中的还有“新浪2006网络盛典”，易教授将和郭德刚、赵丽华等名流同台角逐“年度文化人物”。一个60岁的人能有如此魅力，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在烧红半边天的同时，易中天也让这把火把自己烧焦了一半。“要破曹公，宜用火攻”，当年周郎横江一把火，烧得踌躇满志的曹操仓惶北顾，而今“反易同盟”效法赤壁故事，几番火攻，直烧得快意恩仇的易中天草木皆兵。

火烧易中天第一式：“火攻易学”。易中天的专业是文学和美学，却堂而皇之地登上央视讲坛，讲什么史学。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对史学专家是班门弄斧，对观众是混淆视听，甚至误人子弟。

火烧易中天第二式：“火攻易说”。有人说，易中天品三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葛红兵《如此易中天，可以休矣》指出，学术的大众化不是娱乐化，通俗不可庸俗，普及不能粗鄙。易中天却犯此三忌，而且只讲微言，不及大义。如此易中天，可以休矣！土等民《学术小人易中天著品三国有罪十三宗》指出，易中天有十三大罪状。第一，误读历史，诋毁名著；第二，硬伤累累，错误百出；第三，东拼西凑，严重“注水”；第四，语无伦次，毫无文采；第五，满篇“据说”，治学不严；第六，观念陈旧，了无新意；第七，大肆引用，涉嫌抄袭；第八，“笑谈”历史，媚俗惑众；第九，境界不高，心理阴暗；第十，唯利是图，敛财无道；第十一，狐假虎威，媒体炒作；第十二，赶鸭上架，滥竽充数；第十三，仓促出笼，愧对大众。

火烧易中天第三式：“火攻易德”。首先，易中天是大学教授，是教授却不带研究生，甚至很少上课，不务正业，到处参加社会活动，甚至跑到电视台抛头露面，为自己博取名声和金钱，是职业道德欠缺的表现；其次，易中天品三国有很多硬伤，讲述方式也有诸多随意，会误导观众，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第三，易中天带来了一个危险的价值信号。中国的学术出版环境本来就不好，没有专业的学术出版社，更没有真正的大学出版社——多数的大学出版社只是校办企业，更多地承担起了赢利使命。倘若再以易中天为榜样，要求学者进行迎合市场的包装革命和取悦大众的文体革命，学术出版难免被逼入死路。

火攻易中天第四式：“火攻易名”。首先，作为学者，不是在书斋老老实实研究学问，却依靠媒体炒作一夜成名，有悖学术精神，他的这种出名方式，对潜心书斋研究的学者不公平；其次，易中天就是个“学术超男”，甚至是“学术小人”，和“超级女声”没有什么两样。梁晓声表示，“易中天现象”是浮躁的标志。有那么多人喜欢易中天，是一种悲哀。

对于种种攻击甚至谩骂，当年余秋雨的态度曾是“把骂声当掌声”，结果是悲愤地封笔退出文坛；现今的易中天有所进步，他向记者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但也强不到哪里去。他表达愤怒的方式是一句话：“我想反问一句，这样问我公平吗？”

行文至此，记者不禁担心易中天会像余秋雨选择“封笔”一样，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选择“封口”。虽然，《易中天品中国文化》又在宁夏卫视如火如荼，但如果“火烧易中天”也像“水淹余秋雨”一样持续10年，易中天还能扛得住吗？

拷问文化圈

记者既不是“余迷”，　也不是“易粉”，关心的也只是“文化明星”这一新生事物。所以拿“水淹余秋雨”和“火烧易中天”说事，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余秋雨和易中天堪称“文化明星”罢了。

抛开针对特定人和事的是非恩怨，有助于我们看清“文化明星崛起之痛”的本质。如此，记者提出如下问题，希望能够引起文化人和文化圈的思考。

问题1：时代是否需要“文化明星”？文坛是否应该与时俱进，为“文化明星”的成长创造适宜的环境？

以互联网的推广和普及掀起的信息革命为标志，人类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高度发达的信息传输技术，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时空概念，人际勾通效率提高，交往距离缩短，地球好像变成了村庄。各行各业依靠网络等传媒的支持，掀起了目不暇接的造星行动，社会流行仿佛进入了“明星导向”时代。一个航天英雄，就能掀起全民航天热；一个姚明的受伤，就能左右广大球迷的情绪；一个“超级女声”的闪耀，就能引发全国少男靓女的明星梦。我们随便访问一个人，就能从他的口中听到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明星的名字；如果访问的恰好是个追星族，他还能说出明星的年龄、爱好、影响等详细情况。但是记者敢说，我们访问中能听到文化人名字的机会并不多。

我们都在抱怨青少年热衷于追星，主要是追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心浮气躁，幻想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明星导向”的力量。我们拿什么和明星导向对抗？用孩子们听得耳根起茧的空洞说教吗？告诉孩子们，读书吧，书中自有黄金屋？可是孩子们看不见，摸不着，如此他能抛却浮躁，静心攻书吗？

而“文化明星”的崛起，让孩子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书中的成功机会，看到了治学成就明星梦的机会，不好吗？

如此说来，在明星导向社会时尚方面，文化人、文化圈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所谓“智者因势而利导之”，我们是不是应该适应时代潮流，扶持“文化明星”的成长？是不是应该为“文化明星”的成长创造好的气候、宽松的环境？

问题2：什么是文坛好的环境？我们是不是应该建设和谐文坛，建设文坛和谐文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发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号召。作为文化人，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做和谐文化建设的先锋和典范。

建设和谐的文坛和文坛和谐文化，首先应该把“和谐”作为道德标准。文坛的一些不和谐现象，比如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气，是“文人相轻”的表现。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今，我们是否应该用和谐的道德为标准，自觉地根除“文人相轻”的习惯思想，树立全新的“文人相重”的道德观念？

在竞技场上，我们经常听到胜利者对失败对手的赞美与尊重；在我们文人自己虚构的武侠世界，也经常听到一代大侠对邪教高手武学修为的推崇；即便是在娱乐圈，明星之间也多是相互敬重，相互捧场。为什么文化人就不能相互看重？赞美别人的长处，宽容别人的缺点，是一种美德，也是为人的高尚境界啊。

建设和谐文坛和文坛和谐文化，还应该把“和谐”作为文坛的行为标准。

千百年来，社会上就有“文人无行”的说法。现在，如果我们把探讨当作挖苦的手段，把批评当作攻击的利剑，甚至演变成谩骂和群殴，就会在“文人无行”的死胡同里越陷越深，把“文人无行”的恶名越背越重。须知“文人无行”是最严重的“有辱斯文”。因此，我们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都应该想一想，符合和谐的道德标准吗？符合和谐的行为标准吗？

建设和谐文坛和文坛和谐文化，还应该把和谐作为文坛的审美标准。如果“文化明星”的崛起是时代的发展需要，那就是“文化明星”与时代的和谐；如果我们的著作能够得到市场的肯定，甚至引发“洛阳纸贵”的热销盛况，那就是著作与市场的和谐；如果文化人能够得到读者的追捧、网民的拥护，那就是文人与民众的和谐。举天下之美集之于和，和谐为美。美的人、美的书、美的事，我们为什么要和他过不去？

最后，建设和谐文坛和文坛和谐文化，还应该把“和谐”作为文坛的制度标准。所谓“儒者以文乱法，侠以武范禁”，说明文化人有不尊法度的老毛病。文人散漫，世有公论。以文坛管理而言，就存在过于松散、制度缺失的弊端。“文化明星”的崛起，很多人大呼“不公平”，但是，想过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吗？没有！我们没有制度，人家靠媒体成名，就不犯法，也不违规，更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挡任何人的道，有什么不公平？在市场和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与其坐在那里愤愤不平，不如适应时代，抛弃此前的学术权威思想甚至学霸习气，建立扶持文化人成名成家的制度和程序，创造有利于“文化明星”崛起的环境。

问题3：文化是否应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延安整风时期，就存在过“雅与俗”的争论，而且激烈程度不亚于对“文化明星”“媚俗”等的种种讨伐。其实，几千年的文化史证明，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各擅胜场，这是不争的事实。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闻报道的“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记者认为，这一原则也应该适用文化圈。再先进的技术发明，如果不能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只能是废纸一张；再高深的学术，如果不能普及大众，那也只能说是学而无用；好的文章，没有读者，算是白写。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古老的中华民族正以复兴的姿态崛起于太平洋之滨。要完成复兴之路，本世纪最初的20年尤为关键。作为文化人，应该为民族复兴大业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决定一个民族强盛的因素，经济实力很重要，这时硬件。没有实力，就要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们党和国家这些年不遗余力地搞经济建设，强调发展的硬道理。

但是，一个民族的强盛更需要文化，这是软件。没有软件，一台电脑就是一堆废铁；没有文化，一个民族就没有灵魂。

新加坡前总统、内阁资政李光耀说，如果中国的崛起能以文化复兴的形式出现，那么全世界包括美国和日本，都会被她所吸引和影响。中国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她要打造的是21世纪版本的新中国。

因此他建议我们，像鼓励商品在市场自由贸易那样，允许文化在自由的环境中发展壮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建汉唐的文化盛世。他表示相信，如果不同流派的艺术、文化、哲学、政治思想可以自由地竞争，那么文化的花朵将在中国盛放。届时全球的中国观察家、学者、媒体都会看到中国追求的不是称霸世界，而是复兴中华文明，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让中国人都享受到高水平和高素质的生活。

复兴中华文明，正是文化人的时代使命。如果我们文化人不贴近这一实际，只能被时代抛弃；如果我们不贴近生活，只能被社会抛弃；如果我们不贴近群众，只能被人民抛弃。抛弃到哪里？抛弃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步伐之外，在没有人关注的角落里自吟自唱，自我欣赏。

【来源：中国信息报】

易中天：我不是余秋雨

2007-11-06T18:07:00.000-08:00

在恒变的历史中玩味恒久的人性；以恒久的人性把握恒变的历史

易中天，籍贯湖南长沙，1947年生人。
1965年，高中毕业的易中天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后来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易中天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于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作品有《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读城记》、《品人录》、《书生意气》、《破门而入》、《艰难的一跃》等随笔体学术著作，还写了诸多杂文，甚至还写小说。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度贴吧里有个“易中天吧”，易中天的拥趸们，有人自称“意粉”，也有人自称“乙醚”。那么，易中天是做什么的？

乍看起来，易中天似乎什么都做，他很忙。2005年的他，除了在全国各地演讲以外，还出了一本新书，赢了一场官司。

新书《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才出版4个月就卖了5万册。

官司赢了。2004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海默编写的《中国城市批判》一书，因为抄袭了易中天《读城记》一书4600余字，被易中天告上法院，索赔26.8万元人民币。经调解，易中天的索偿额降到人民币110元，意谓“著作权维权110”，这场官司最终以庭外调解告终。

十年前，易中天开始琢磨如何让学术走进市场、走进社会，所以写了许多看起来不那么“学术”但反响很大的文字。写作之外，易中天还广泛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因长期关注中国当代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易中天甚至被人称为“城市规划家”、“城市观察家”。自然会有“不务正业”的质疑。

2006年，易中天将一如既往地忙———他将再度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合作，在电视上讲一年“三国”。在《百家讲坛》上的历史上，一个人一讲就是一年，这还是首次。

有机会忙成这样，易中天“道行”何在？《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一书的热销，大概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该书也可以算作是易中天第一次与央视《百家讲坛》合作的结晶，其中部分内容以《百家讲坛》“汉代人物风云”系列讲座为模板，通过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与人性的冲突，解读帝国体制的来龙去脉，历朝历代改革派的命运沉浮……

历史成败，系于制度

记者：现在很多人研究历史，事实上的着眼点却在于现实，比如吴思的“潜规则”。你的兴趣是什么？

易中天：我的兴趣是刨根问底。比如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古代的问题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而我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会以道德代替法制，这是我的兴趣所在。至于如何以法制代替道德，这不是我要做的事儿。

不客气地说，现在很多史学著作中材料罗列很多，但没有灵魂，没有线索，与其说是史学著作，不如说是史料学著作。

这个灵魂和线索，我认为就是逻辑，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打个比方，一粒种子种下去，接下来会生根，发芽，长枝，长叶，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就是历史。一切过程已经埋伏在种子里了，我的研究就是把种子里面的基因找出来。

记者：在《帝国的惆怅》里你讲述了晁错、王安石等历史上的改革者，这些改革往往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

易中天：历史上的改革者，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不是身败就是名裂，或者是身败兼名裂。这些悲剧人物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走过的路，能够总结出我们今天必须避免的东西，这就是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历史上的改革表明，发展到最后，成败不取决于一两个人，而取决于制度。比如王安石的改革。宋神宗受过西夏和辽的屈辱，一直想对西北用兵，但是国库里没钱。大家都想增加财政收入，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王安石很清楚，司马光的节流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你要抗衡一大批权贵和既得利益者。司马光也很清楚，王安石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最终只能盘剥老百姓。

司马光、苏东坡反对王安石，但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来是一种很好的法，可不下指标，青苗法就推不动；一下指标，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就不顾一切。最后的结局是个悖论，两难。王安石虽然有机会变法，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所以我说，不管什么朝代，改革派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设计。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王安石上台，司马光监督；司马光上台，王安石监督，那他们推行改革时就不会大刀阔斧，而是小心谨慎。中国的经验表明：改革不能大刀阔斧，只能循序渐进。

记者：这个历史结论就是你对现实问题的方略吗？

易中天：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是有历史感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也一定是有历史感的，我们割不断历史。

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弄清楚问题何以产生，否则就只能治标不治本。想治本就要研究“本”。我不指望我的著作能解决现实问题，只指望为那些试图解决现实问题的人提供历史的依据和参照。

人性的概念我说不出来

记者：有人认为，你在《百家讲坛》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你“大话”历史的表达方式能够有效地还原历史现场感。

易中天：我的想法就是还原历史，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情境是很重要的，比如人到了五星级酒店肯定不会随地吐痰、扔烟头，因为整个环境会给你一种文明的暗示和压力。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觉得面对历史，首先要去感受它的血肉和肌理，其次才谈得上研究。

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把历史当作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用解剖刀一点一点地切割，取出肾脏、肝脏、心脏来研究。这也许是一种方法，但我不太喜欢。

记者：对你进入历史、解读历史的方式，有人认为属于“戏说”。另外，你能确定你还原的历史现场和历史细节就是真实的吗？

易中天：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第一个被枪毙的不是我，应该是司马迁。没人说《史记》不好吧？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我们且认为是司马迁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但是在此之前的那些故事，包括人物的对话、语气是从哪里来的？我请这些批评我的人回答这个问题。

不管历史怎么发展，有一条是永恒的，那就是人性。所以我有个说法：秦时明月汉时关。不管是秦时的关、汉时的关、唐时的关、宋时的关，这些关都会变，但明月不变。明月就是永恒的人性。所以，我讲历史的方式可以总结成四句话：“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最后落脚在人性上。

记者：能否大致描述一下，您所认为的人性是什么概念？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的人性，有哪些最突出的、与众不同的特点？中国的哪些文化品质具有跨越时间、超越地域的恒久价值？

易中天：有人问圣·奥古斯丁，时间是什么？圣·奥古斯丁说，时间我是知道的，但要我说是什么，我就说不上来了。同样，你问我人性是什么，我是知道的，而且恐怕地球人都知道，但问我人性是什么概念，我就说不上来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性是相同的，也是永恒的。历史是会变化的，人性是不变的。历史的条件变了，人性的表现也会变。怎么变呢？你看书好了。

我们的先哲都在寻找不变人性的基本特征。比如孟子就列了四条：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也”。就是说，这四条，是永恒的、共同的人性。但这只是儒家的看法，未必正确，所以这是个难题。

记者：五四以来对于“民族性”的反思，疑点颇多。有人自称秉承五四精神，甚至从人性层面对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进行了否定。我想，任何一门严肃的人文学科，也不会将落后归咎于人性的低下。如何在既保持反省精神，又不过分自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易中天：人性和国民性是两个概念。所以不同文化的人，他们的人性仍然是基本相同的，但文化性却未必相同。文化是什么？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就是“同”。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却有不同的方式，这就是“异”。人性相同，文化相异，这就叫“求同存异”。求同存异就是“和谐”。所以你问的那个平衡点，我看就是和谐。什么是“和谐”呢？和谐就是“多样统一”。首先是“多样”，然后是“统一”。如果没有“多样”，那就不能叫“和谐”，也没有“统一”，只能叫“单一”了。“单一”不是我们民族追求的目标，也不是理想境界，而是通向死亡之路。我们的先哲早就说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说，只有多样，才有生命力。如果一点不同方式、不同形态、不同声音都没有，大概就该死了。

那么，“多样”又如何“统一”呢？很简单，就是统一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为这是文化之本，也是人性之根。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却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的方式。没有不同方式，那不叫“统一”，叫“一统”。统一是好的，一统是不好的。

笑容可掬地严肃着

记者：您曾经提到过“妙说历史”，那么妙说和正说、戏说有什么区别？

易中天：最常规的是“正说”，比如《三国志》和《大唐西域记》，正说公信性比较强，但读来枯涩乏味；最流行的是“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但其中想象成分是显而易见的。

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因此要有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我以为就是“妙说”。所谓“妙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

妙说，首先作者得有趣，有文学修养，有体验历史、品味历史、把握历史情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所以，要想理解历史，必须参透人性。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以人为本，历史才是有意义的。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才可能变得鲜活起来。这些鲜活的故事和生命将促使我们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自己，于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

记者：你自认为达到了哪个境界？

易中天：我不戏说，戏说就是不把历史当回事。我们只能说是笑容可掬，比较活泼（笑）。我实际上还是正说。历史本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还是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来说，只是说得有趣而已。

记者：有人把你和黄仁宇、李亚平等人的书称作“另类历史”，虽然走红畅销，但不严谨不严肃，说你们像写小说一样写历史，有可能会导致失实和误解。你怎么看？

易中天：做历史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史才、史识、史胆，我加一条，史感。史感实际是一种对生活、对人、对人性的一种体验能力。因为生活本身是鲜活的，历史原本也是鲜活的，而且真正的史学上的大家们写的东西都是鲜活的。司马迁就不用说了，你再去看看马克思写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多么生动鲜活！

为什么我们做历史研究一定要做成八股文呢？不只是历史，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比如哲学，文艺学，美学……而且认为这就是正宗和正统。我当然没资格批评他们，可是我可以不跟你玩吧？

被某些历史学者不屑一顾的所谓“另类历史”卖得这么好，应该是有原因的。这至少说明，历史不是少数所谓历史学家的事，而是人民大众的事。因此应该用人民大众最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述，而不是几个历史学家之间的自娱自乐。

　　“惆怅”是“终结”的外编

记者：因为这些年积极参与城市文化建设，你曾经被南方某周刊评为“知道分子”的候选人，你怎么看？

易中天：我一贯认为，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完全是两回事，人文学科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每个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你有责任让你的学术、研究成果走近社会、走近大众、走近生活，所以我的口号是“为人生而学术”。

记者：你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好像有某种延续，比如从《品人录》、《书生意气》到《艰难一跃》、《帝国的惆怅》，都是按说古论今的方式一路连贯下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都很强，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功用，对你来说，这些书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易中天：写《品人录》时我就觉得，中国文化和政治，是难解难分的，是互为因果的。政治在中国文化中，甚至是主宰性的要素。所以在《品人录》中，我就挑选了五个大家熟悉的悲剧性人物，试图揭示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当中的那些问题。

要把我们自己的问题说清楚，那么你必须有一个参照系。对我们来说，参照系有两个，一个是古希腊城邦，再一个就是当代西方的共和制，而共和制度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恐怕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发自内心地蔑视美国吧？一个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它是如何崛起的，难道这样一个国家崛起的经验不值得我们国家、我们中华民族来借鉴吗？我写了《艰难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的反思》，结果这本书卖得不好。（笑）

此时我就可以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了，我已经写了一本书，叫《帝国的终结》，这本书已经在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内地目前还没有。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要读大量的书，一边读书一边做读书笔记，这个读书笔记就是《帝国的惆怅》。

记者：等于说《帝国的惆怅》这本书是《帝国的终结》的一个边角料。

易中天：不要说得这么难听（笑）。可以说“终结”是理性的，“惆怅”是感性的；“终结”是正编，“惆怅”是外编。

记者：《帝国的终结》是怎样的一本书？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批判》大概有六章。第一章是“天下一统”，第二章是“中央集权”，第三章是“伦理治国”，第四章是“官员代理”，第五章是“内在矛盾”，第六章是“走向共和”，后来改了，大概叫“共和之路”。

永不破产的手工作坊

记者：听说你还要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一年的“三国”？

易中天：对，我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搁下了，专门做这个演讲。不过要说清楚，是讲“三国”这段历史，不是讲《三国演义》。

记者：你是不是很在意电视的影响力？

易中天：这是一个多好的大舞台啊。《百家讲坛》为什么会力推我？节目的负责人跟我讲，是我的平等意识和态度。

他们把前去做演讲的人分为几种讲法；站着讲、坐着讲、蹲着讲，一屁股坐在地上讲，走到观众席里面讲。最不好的是居高临下地训人，这种态度是很不好的。

记者：你现在越来越像余秋雨了，比如你当上了政协委员，频繁参加包括“成都秋季房交会”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在报纸、电视上抛头露面越来越多，还参加许多《魅力城市》、《魅力名镇》等电视台的活动。你不怕人家说你是学术明星吗？

易中天：这些年我在书斋和社会之间出出进进，除了与电视台合作，也经常参加一些地方活动，不是指点江山，只是出点小主意。我参与这些事情是为了保持和现实的联系，同时我也要守住自己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偶然出去逛一下也算调剂生活、体验生活吧。

学者和电视台的对接，做好了是“双赢”，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高了文化品位；做坏了就是“双输”，学术失去了自身品质，电视失去了广大观众。在这一点上，我要向余秋雨致敬，毕竟是他迈出了参与社会建设的第一步。但必须声明，我们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请不要混为一谈。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骂我的人肯定有，我接近于“耳顺”了，所以有人骂我，第一我听不见，第二我听见了也无所谓，尽管说。现在我往往希望听到批评，而不是赞扬。说句实在话，表扬的话听多了，会翘尾巴，还是夹起来的好。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鼓起劲头做事，夹起尾巴做人”。

记者：很多人文学者都认为自己有能力从政，你有过这想法吗？

易中天：学者应该清楚，自己操盘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社会应该有分工，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你总要有一个选择。我以前担任过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最后我发现，我还是更合适做研究。

还有朋友开了公司，请我做他的总经理，被我谢绝了，我说我去跟你打点，你会赔本的（笑）。我觉得做一个文化个体户比较好，昨天晚上我还跟企业家在一起，我说你比我钱多，可以呼风唤雨，将来你到我那里去，我只能请你吃小菜。但是我有一条你比不上，我是永远不会赔的，我永远不会破产，我本人就是一个永不赔本、永不破产的手工作坊。

记者：有两个易中天，一个是在大学里当教授，做学术谋生的；另一个是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建设；既可以风月无边，也可以指点江山，哪个形象更是你本人？

易中天：哪个都是，因为都真实。其实我认为不管你做什么，做官，做生意，做学问，做工，做农……首先是做人。做人也有分别，有人做给别人看，有人做自己。前者会很痛苦，后者很潇洒。

我做自己，我首先要求自己是一个有趣的人，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主持人问我：你自我意识了50多年，自我确证了50多年，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了吧？

其实我不想这么早就给自己写“悼词”。不过他要问，那就说吧！我给出的说法就是，我好歹还是一个好玩的人。

一名教师眼中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2007-10-07T19:36:00.000-07:00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社会问题。而随着每年的毕业生离开校门，使得就业越来越难。有人说，主要是毕业生没经验，现在大多数的企业不愿意对新手进行培养，所以，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还有人认为，毕业生不应该好高鹜远，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我认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

　　一、目前，我们的宣传口径是毕业生要到基层去，但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呢？如果仅仅说大学生是怕吃苦而不愿意去基层，这话显然太偏颇。大学生也是普通劳动者。但实际情况是大学生上学校4年，付出的学费可不是普通老动者所能承担的。年轻人之所以热衷于在大城市求职，导致就业压力过于集中，这不能是大学生不愿意到基层去使然，而是城乡资源分配长期不公、发展政策长期倾斜的必然结果。多少年来，一切以大城市为中心，大城市占有太多的发展机会。

　　大学生读书既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总要想办法收回成本。对一些低收入甚至为读大学欠下外债的许多家庭来说，也只有寄希望于“收回成本”，才能使生活回归正常轨道。这正是许多大学毕业生留连于大城市的原因之一，因为毕竟在大城市获取高收入的机会多一些，回到乡下或小城即便能够顺利找到工作，“读书成本”短期无法收回。有好几个学生对我说，他们之所以愿意到北京上海的原因，是那里能够找到薪水高的工作，而在边远地区，连这样的希望都没有。在大学里拼命的学习，四年中通过了六级英语考试、学士学位、国际文凭、三级计算机等证书，原以为可以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结果大学毕业到处打工，什么前途抱负、婚姻家庭都很渺茫，将来的发展是什么很难说。眼下不管干什么，先找份填饱肚子的工作，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再说。回家面对亲人，心中的委曲只能往肚里咽。

　　青春维系着未来的社会，青春的希望正是整个社会的希望。我想现在很多大学生出来都对工资要求不是太高,至少我的一些学生都是这样想的,他们只是希望能找个合适自己的工作。然而现在大学生在很多人眼里似乎就是一个高不就低不着的群体。有的学生本科毕业去了县上的幼儿园当老师，有的到洗浴中心到搓澡工，这还能说大学生没转变就业观念？还能指责他们不愿意到基层去？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二、教育产业化、高校的大规模扩招，使得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的发展过快让社会和毕业生诚惶诚恐。有人戏言，现在的大学教育办成了高中教育，有些学校拼命升格，教育能力不足，教学水平不济，客观上造成了毕业生就业难。诚然,大学的扩招造上了学生能力和水平的良莠不齐.但是也不是学生要承担的。没有名牌的学历，没有真本事，当然理想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因而，这种局面究竟是社会转型必有的阵痛，还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偏差，已是一个不容推诿、回避的严峻课题。

　　社会造就的大学生就业难，在我周围很多人看来，读大学已经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高中毕业学一门手艺或职业技术，比大学生更好就业，更好赚钱。

　　最近有篇文章提到大学毕业生是“青春向下”,这个词真的再合适不过的描述了大学生的现况，青春向下还是向上，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社会的价值观取向和生存的压力。在学校里，英语四、六级和计算机二级好像成了必修的课程, 在以后的工作中也不一定用到，却由于学校的硬性规定,不得不花很大的一笔钱去学习、考试。再加上必须考取的一些和专业课相关的资格证，学生每天的学习大都是在准备考试中，这样怎么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所以根本原因，不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是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教育体制。无可否认现在的大学生有些混出来的，但更要相信很多人是有能力的。

　　三、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就业上的不公平。相当多的机会被权力霸占，相当多的机会要靠关系获取，只有少数机会留给了市场。现在很多用工单位，特别是事业单位，都是靠关系走后门才能进去。在我们这的一些地县，没关系的本科毕业生大部分进不了正式单位，而那些和我们年纪一般大的中专生还有相当部分初中生甚至是初生还没毕业的人都能进去，结果导致了官宦子弟工作机会多，而且工作条件不错。下岗人员、农家子弟的工作没有着落，在就业上的不平等，导致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于是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现在很多人受这种思想影响，有的家长就说，有钱有势读书才有用，穷人家的孩子读再多的书也只能去外面打工，所以，造成初中毕业后连高中都不上，就去外面打工。

　　中国的权力确实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对于年轻的一代非常不公平！故此，对于“关系型一条龙”的就业政府部门应给予高度的重视。社会的发展还得靠知识青年，对于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我们应该慢慢淡化这种差别,不能作为应征的主流。让社会公平,人们心安。用人单位应转变观念“要的是有能力的人才，而不是搞关系耍皮子的庸才”。人才的命运在你们这些伯乐手中，向公平、公正、公开靠近。

　　四、现在个用人单位选择人才要工作经验。但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没有工作，谈何有工作经验？如果有工作经验还要再去努力找工作吗？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只有大学的文凭，而没有企业认为大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

　　在此供大于求的现实情况下，用工单位太高用人门槛，以辞退相要挟降低工资，结果工资越来越低。在试用期间，工资低得可怜，有的学生找到工作后，还是要靠家里贴补。

　　生产资料已经从多数人拥有转为少数人拥有，这是问题的根本。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这需要机会、条件、本人的适应能力。我感到，现在国家推崇的老板们，享受了许多优惠后，拿了国家那么多资源，有没有能力为国家解决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争取那一少部分机会!怨天尤人没用,爸妈没有权力给你好的未来,但你得争取你能给你的孩子一个好未来!困难是暂时的,社会需要的还是有能力的人!

　　我要说的是，现在就业难是事实。既然客观原因不能改变，同学们为什么不改变自己呢？身在这个社会，不能选择逃避，那你就只有一种选择，扎扎实实学点本事，踏踏实实干点事情。只能在时间磨练中，完成自己对自己的救赎。

　　五、大学生失业有很大程度上与大学专业设置有关。现在，是个大学就有计算机、经济管理、法律、金融等专业，专业设置脱离社会需要。这么多雷同的专业，毕业生能不供大于求？再不要说设置这些专业的学校是否都有这样的教学能力和师资了。关键是学校的问题，要根据需要设置专业，否则，真的是误人子弟。比如我接触到一些高等师范学校的思想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说了就业难的状况。一般说来义务教育阶段，政治课只在初中时开始设置，可是现在连一般的乡镇中学都要求有本科学历。而他们去小学应聘，又因为该专业课没有设置。有一些学校甚至说政治课都是找语文老师兼上的，没必要再多一笔开销去请一个人。其次，很多同学又去企业应聘文员，人家又说我们这个专业不适合，比较愿意要经济类专业和中文专业的毕业生。很多学生说读这种专业有种被骗的感觉。可入学的时候，老师把这个专业的前景说得很好的，然而现实与理想相差太远了。所以，学生对专业的选择一定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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